《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江晓原著，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古代有目共睹的技术成就，很少有争议。因此，从这些技术成就出发，思考它们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不失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古代的技术成就靠什么支撑

　　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来自现代教育的观念体系中，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但是，对这一点很多人并未从理论上深入思考。例如，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的种种技术成就如何解释？它们背后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呢？举例来说，欧洲许多古老的教堂都有巨大的石质穹顶，它们显然不是由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所支撑的。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类似问题会变得更为明显。比如都江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如此惊人的技术成就，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等现代科学，更容易也更有把握猜想到的是，李冰父子熟悉并运用了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理论体系。

　　在今天很多人的观念中，阴阳五行之类都很容易被归入“迷信”和“糟粕”之列。遭受这种“划界”结果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医，因为中医明确将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支撑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中医屡遭打击。那时有一个非常荒唐的口号：“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西医界和“科学界”在这个口号之下，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废除中医的“运动”。甚至一些中医的支持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因此他们的“救亡”路径，就变成竭力证明“中医也是科学”。

　　可是一旦试图论证“中医也是科学”，立刻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医是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如果答案还是“阴阳五行”，就会遭遇更加气势汹汹的质问：难道阴阳五行也算科学吗？于是，中医被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宣布为“伪科学”，中医界人士对此无不痛心疾首。

　　事实上，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民族的健康毫无疑问是由中医呵护的。这种呵护行之有效，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四亿，放眼当时的世界，足以傲视群伦。即使在今天，中医中药仍是许多国人面对疾病时的选项之一。

　　那么，我们如何从理论上为中医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呢？我认为，应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否定“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一原则。即使是在科学已经“君临天下”的今天，我们生活中仍然需要许许多多“非科学”的东西。比如，诗歌是科学吗？昆曲是科学吗？如果坚持“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的原则，为什么还要容忍它们的存在？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诗歌或昆曲是“伪科学”？“科学原教旨主义者”会回答说，因为诗歌和昆曲从未宣称过自己是“科学”，而中医却试图将自己说成科学。这个回答提示了中医在理论上“救亡”的正确道路——不再徒劳地宣称自己是“科学”，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既然我没打算将自己说成科学，也就没人能够将“伪科学”的帽子扣到我头上。

　　屠呦呦与霍金促使我们反思

　　现在我们应承认，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是依靠现代科学理论来支撑的，它们中至少有一些是由非科学、甚至是由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理论所支撑的。一旦在理论上接纳了这一点，我们眼中的历史和世界，就会呈现出一番新面貌。

　　首先，我们不再简单化地以现代科学为标尺，去削足适履地衡量古代和现代的一切技术成就，并强制性地将它们区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2015年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有助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反思。

　　其次，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看待外部世界的现行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们确信现代科学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外部世界的图像是唯一正确的。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依托现代科学以外的任何其他理论，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描绘，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迷信”或“糟粕”。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举例来说，我们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就远远不够，在中医和西医眼中，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有经络和穴位，一个只看到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由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寄居在人体中，所以我们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

　　推而广之，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其实普遍存在着类似的状况。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强调，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外部世界图像，而且这些不同的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根据这一观念，完全可以认为，支撑中医这个技术体系的一系列理论，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但它又何尝没有哲学上的合理性呢？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