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
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早年并不以小说和随笔驰名文坛,而是以广播和电视剧本活跃于影视界,去世二十年后,仍有《胡桃屋》《宛如阿修罗》《无罪》等剧本被反复翻拍,可见其在日剧界的影响力。而她开始写小说和随笔,则是1975年以后的事。那一年,向田被查出罹患乳癌,开刀时并发血清性肝炎,右手几乎瘫痪。她的第一本随笔集《父亲的道歉信》,就是她用左手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出来的。
向田后来回忆写作此书的初衷,“想写份没有接收对象、轻松自在的遗书留在这世上”,其悲观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写着写着,看到“癌”字跟“死”字并未如患病之初那样觉得刺眼,“反倒是看见‘生’字颇有感触……似乎开始写文章后,那份充实感也发挥了精神安定剂的作用,这本书或许可说是我的病送给我的小礼物。”
《父亲的道歉信》题材日常、琐碎,作者就像邻家大妈一样,家长里短地尽是叨嗑些陈芝麻烂谷子,比如小时候给家里宴饮的客人摆鞋子,摆不好就要被父亲臭骂啦,或者半夜一脸惺忪地被叫起来吃父亲从酒馆里带回来的菜,吃不完菜隔天就要馊掉啦,等等。这样看来,向田的写作品位,难道不是很“贫贱”吗?向田倒也坦然。集子中有篇《阿轻与勘平》,写她自己的看剧经历。她说从不记得看过什么正经剧,倒是小时看的两只猴子演的“忠臣藏”,让她“入迷得几乎都忘了时间”。后来编剧同僚说起最早接触的戏剧是什么,人家的答案不是易卜生就是莎士比亚,没有人跟她一样看过猴子演的“忠臣藏”。“看来似乎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位,或是他所写的东西的格调了。”
感谢向田与猴子戏的亲密邂逅吧,让她从此与高贵冷艳上档次绝缘,否则,我们就看不到一个津津乐道于世俗品位的女作家,如何将她对人生百态的体会与感悟,拿捏、书写得那么精准和诙谐,其扑面而来的生活味,浓得简直化也化不开。如这篇《海苔寿司卷的两端》,顾名思义,切剩下的寿司两端的海苔最多也最好吃,但父亲伸手如鬼爪一样说一不二地抢夺,令幼小的向田很是愤懑,直到有一天发现某个同学的便当盒里,这寿司是未经切块的一整条,原来她的母亲去世了。又如《车中百态》,写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有的与陷入腐败丑闻的日本首富是小学同学,有的与先奸后娶女青年的违禁警察是铁杆哥们,有的则强迫乘客观赏其放在后座上的家庭合影……他们一个个坐在小小的囚室之内,周游着全国,却远离着生活。
向田写道:“出租车是种很奇妙的交通工具,一下车便好像踏入不同的世界,早就将车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随着出租车的离去,记忆也跟着走远了。”向田的写作就在于将这些转瞬即逝的吉光片羽镌刻和记录下来,题材贫贱而意味深长。有学者称她的作品是“日本昭和年代的生活文化史”,这个话固然是不错,但她的魅力并不仅仅是为时代佐证,更是为人心深处的许多幽微暧昧处,留下一个个剪影,让我们得以细细咀嚼、咂摸与回味。
向田的随笔,跳跃性通常很大,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的过渡,中间绝少衔接,只在排版上留空一行作提示。这就与她的另一个写作主体——回忆,息息相关了。她曾写道:“回忆就像是一个老鼠炮,一旦点着了火,一下子就在脚边窜动,一下子又飞往难以捉摸的方向爆炸,吓着了别人。”那么,这是否是说,向田的文字自此就散得碎成一地,断难收掇整拢?
《隔壁的神明》是从定制丧服说起的。定制的当儿,母亲心脏病发,向田心想还是不要算了,但经不住店员劝说,还是继续定制下去。不久母亲病愈,成品也送到,面对崭新的衣服,向田的贫贱性格再次发作,“我就像买了长筒雨鞋的小朋友期待雨天快来一样,内心深处竟也有种蠢动,想早点穿这礼服亮相。”不料一语成谶,以前对她多有关照的前辈猝死,于是向田穿着这一身衣服心情错乱地前去吊唁,更错乱的是庄严的守灵现场竟然飘来烤竹荚鱼干的香味。再后来父亲也去世了,母亲精神恍惚之际竟然把洗碗的抹布盖在父亲脸上,这个错误令向田想到父亲若尚有一口气,肯定会像以前那样把母亲痛骂一顿。
这是一份多么混乱的记忆啊,母亲病发、前辈猝死、父亲离世,怎么看都像是老鼠炮,“往难以捉摸的方向”窜溜,如何将之连缀成文?那就是丧服、烤竹荚鱼干的香味,以及用来洗碗结果却盖在了死去父亲脸上的抹布。这三样东西承载了那么多丰富的人生体验,把幽默、谐谑、错愕、苍凉、悲伤、温情,乃至黑色的荒诞,统统熔铸在“死亡”这个总主题之下。而我们总以为,“死亡”只有一种吞噬一切的色系,一个无底深渊般的存在,事实上,它是百味杂陈因而也是难以道尽的。而向田则把这些味道,全力为我们勾兑了出来。
因而,较之把向田邦子比作撰写昭和生活文化的“史家”,将她称为烹饪人生百味的“大厨”,不是更为贴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