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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逢晚清大变局，是末日帝国的无奈与悲烈，也是中华民族的机遇和希望。自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伊始，西风频兴，西学进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群体，也为宗法制的土地带来了一大批写满西人思想和观念的不同读本。崔波以晚清翻译出版为研究核心主体，集中心力和才力围绕译入国的视角来观照有清一代后期译著，发掘当时政治学与翻译学博弈和融通的多重关系，推出《在政治与知识之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版），为百余年后的今天读者重新勾勒出晚清政治与知识的关系。

　　能出现晚清这一三千年之大变局，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西方坚船利炮的无奈产物。满含启蒙思想、科教理念的西学进入，可谓是至为关键的主要动因。能突破主流的儒家文化的桎梏，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围，曾熟读经史子集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成了是保守目光中的异端，除了被唾为离经叛道，就是詈之数典忘祖。姑且不说引入西方文字思想，那怕是离国出访，也为国人所不齿。

　　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郭嵩焘欣然受命出使英国，而朝野卫道士简直视之为“媚外”“卖国”，朋友为之惋惜不已，故交名士王闿运对其多有讥诮，不是撰联詈骂之，就是在《湘绮楼日记》中留下多处指摘的记载，“闻郭嵩焘刘锡鸿即赴西洋，衔命至英吉利，实以马嘉理之死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阅《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光绪三年八月三日，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准备乡试的考生烧毁郭氏修复的玉泉山林寺，其坐西洋火轮回乡多受乡党阻碍、被骂为“勾结洋人”、险为开除省籍，即便老友、原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发出“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的诘问。他义无反顾地出任第一任驻外公使，写出迄今仍具影响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如实笔记见闻感受，客观纪述西方世界，却给了攻击者口实，那些信守只能以夏变夷的官员士子们是为其文字没有痛诋西方，反而“谓其法度严明”“富强未艾”，“嵩焘为之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在他们争相攻击下，本是按朝廷规定报送出使日记的郭氏文字，被清政府下令毁版。国人写西方之书尚且受阻遭污，那译自西人所著将会面对怎样情势呢？

　　从崔波专心收集、分析和研究的1840—1911年间的中译版近3000种著作、报刊样本来看，晚清的翻译出版似乎有过繁荣风貌，其也确是给国人带来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诸如科技创新、政体改良、社会礼仪甚至部分生活习惯。译著所带入的知识线和知识体系，影响了国人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从传统向近代的有效转化，甚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推动了晚清知识的传播与丰富。

　　崔波充分运用知识政治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手段，并借助历史文献学、传播学、科学知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考察了晚清翻译出版物所涵盖的知识总量、译著载体的变动与知识传播的关系、传播者与受众的相互关系、翻译出版物在晚清社会的传播和扩散所产生的社会变化，以期实现翻译学和出版学、历史学上的优势互补。如此为之，既弥补了学界对晚清翻译出版史纵向梳理的不足及专门出版学的缺陷，又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域，还为隶属文化范畴的翻译学提供了一具实在的样本，从而在“翻译的政治”的课题上形成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文化实例。作者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和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把握晚清翻译的时代价值与存在意义，在政治与知识的矛盾间隙中探究、析理封建末期的翻译变迁，完全跳出了传统的翻译单学科研究的游离状态，使得自己的思考在翻译学与政治学的对话中，不但可以辨识到中国近代翻译的变迁史，而且还能审视晚清西学东渐时代的政治学程式分析，更能通过中国语言文字表现西方知识，实现语言之维向知识之维、政治之维的转变研究，来展示翻译出版学中的晚清中西文化冲突的具体细节。

　　在《在政治与知识之间》中，作者在解读晚清知识与政治大变局下作为中西文化同约的翻译出版的同时，具体解析了传统知识的政治化、政治化的知识传播、政治危机下的知识危机、传统权力外的知识渗入、洋务派官办翻译出版与传教士翻译出版两种知识传播路向的思考、新型知识的政治影响力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领域等问题，逐一对传统政治与知识、皇权下的知识补救、督抚主导下的实用知识的补充、新型知识权力的成长及从知识权力走向政治权力诸多专题阐释了自己的见解；从而引出对晚清翻译出版虽以合法性知识为中介，却受政治权力制约，而未能完成知识权力朝现代化转型的思考。在作者的行文与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研究思路：传统政治与知识的联盟—传统政治权力的缺失—传统知识权力的缺失—新型知识成为权力—新型政治生成。这便是作者从长期流行的以原著为中心、描摹式翻译的基点出发，实现了自己的选择和坚持——指出晚清独特的译文、译事与晚清社会结构的关联所在，得出当时翻译是中西文化知识世界相应对峙的产物——中西文化对撞下的中国传统政治下的知识危机。在作者附录的“晚清翻译出版物一览表”中，2845种译著以名称、出版时间、译者和类属依次列出，足见她费力不少、查找许多，为广大翻译爱好者、研究者甚至是文史专家学者提供了一部难得的书目。

　　翻读晚清翻译出版史，自鸦片战前林则徐总督两广，即刻延揽专业人士编译《四国志》，为知晓西方地理而欲知己知彼好制敌于海门之外。自此晚清翻译出版数量逐年递增，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掀起第一次高潮，后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1860年、甲午海战清廷败北的1894年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1900年，三度出现小高潮。在崔波看来，在政治危机出现之时，翻译出版难免会出现数次小阳春，而这些在中华文化史上，正好有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至文学的主题转换，其推动力则来于受西学熏染、以中学为根本的洋务派、维新派及民间知识分子的前后主导。在她看来，“在知识权力化社会背景下，思考中国传统政治转型问题，仅仅抓住经济成长和阶级分野等因素是不充分的，还需探讨知识与政治的互动逻辑，特别是旧有知识应对政治危机的能力以及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关系”。正因如此，崔波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写成的《在政治与知识之间——以晚清翻译出版为中心》，虽篇幅不大，却很有思想与内涵，无论是观察百年前的晚清中国文化变迁，还是推进今时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其他无法替代更不能短视的学科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因为作者所考察的对象和立论的目的，都是带着形成一股在政治与知识之间推动社会鼎革的文化巨力的心愿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