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作家笔下城市文化的叙事表达，应该在城市现代文化不断创新的背景下，在如何延续文脉和保护城市特色等角度展开想象，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出城市的成长与飞速发展

　　近年来，上海文坛集中出现了一批作家书写当代上海的现象，不少作品引发广泛关注。比如王安忆《长恨歌》、金宇澄《繁花》、吴亮《朝霞》、滕肖澜《上海底片》等。城市故事有多少种讲法？文学表达又为城市文化添上了怎样的亮色？在日前举行的几个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一点。有学者认为，优秀的文学书写，完全可以赋予城市景观生动的“体感”。作家笔下城市文化的叙事表达，应该在城市现代文化不断创新的背景下，在如何延续文脉和保护城市特色等角度展开想象。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正如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的观点，文化代表了一座城市的价值追求和走向未来的理想。城市文化不仅表现在统计数据上，也体现在街区、建筑所呈现的城市景观上，以及城市景观书写中所呈现的文脉和记忆里。学者认为，城市是人类活动的容器，也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城市文化的叙事表达需要个体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以此达到丰富的表达，反映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但作家们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纽约大学访问学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朱羽提出一个现象：现在有些描述上海的作品里，城市的景观很“单一”，比如一味的“怀旧”，总是黄浦江边的摩天大楼，总是霓虹闪亮的繁华。“城市在变化，文学也在变化，上海是一座那么充满活力的丰富的城市，上海的文学书写，应该跟上海的成长自身形成丰富多元的辩证关系，良好互动。”朱羽说。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这是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开头。在学者看来，叙述者站在高处打量上海的弄堂，日常的、多元的、复杂的城市故事一点点开启时，城市是鲜活的，是有个性的，是带着故事的属性的。而围绕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系列故事，则交织着弄堂空间与市民文化底色的互动：她的复杂性格与曲折命运是在冥冥中孕育于上海弄堂中的，弄堂文化决定了她不甘平凡的选择，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也影响了她那颗高高抛起最后又无所寄托的心。

　　而到了金宇澄的小说 《繁花》，开头有一句话“如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叙事者更多采取的是“身在其中”的视角。

　　朱羽分析，《繁花》 对于上海经验的某种文学编织，跟“繁”息息相关———把传统资源、沪语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于一炉，为上海叙事创造了新的路径。大段稠密的表达里，分布着具体的空间位置、现实人物的位置，如此，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在这部地域小说里，人物辗转于沪上多个地标，都可找到对应的私人“体感”地图。

　　如果说文学是“个人记忆”的产物，那这些立足书写上海的作品，正以文学的方式建构着上海的生活记忆史。有学者指出，我们需要这种记忆文学，因为她具有亲和性，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物与情节，都随着时代的脉搏鲜活地展示着；同样，我们也需要传统的大历史写作，需要用文学的样式，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出上海的成长与飞速发展，这是我们对一个城市文学书写的期待。（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