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部曲·骄阳”之第一部《幸存者》，陆天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这一次我要写一部陆天明式的小说。我的初衷首先一定要真实，我要写我经历过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真实，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调子走。

　　他写出了中国一代理想主义者活着的愿望。他们守望理想，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追求无私和高尚的精神生活，寻找人生大门的钥匙。陆天明，这位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在新作《幸存者》中表现出既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留给我时间不多了，我要写一部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我要用我的笔和我的作品，投身这个巨大的变革，和所有读者、所有父老乡亲一起思考中国往哪里去，这是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回避的。”言语间有些悲壮，但正因为这种紧迫感，陆天明的这次写作犹如“刀尖上跳舞”。

　　《幸存者》所讲述的是热血青年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一代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承上启下，他们经受过磨难，了解中国实情，懂得珍惜与回报，也有追求的魄力与方向感。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精英，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参与者。陆天明将视角对准这一代人，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这一代人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成功地书写了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备忘录。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陆天明在保持理想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全景式展现了一代人的经历。他说：“我可以想象到，今后‘中国三部曲·骄阳’完整出版之后是具有史诗品格的。”

　　为描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艰难玉成的历程，陆天明计划以“中国三部曲·骄阳”三部长篇的形式，展现几代人在翻天覆地的岁月里所经历的重大转折。因为主题鲜明、题材恢弘，该“三部曲”被列为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是其中唯一的一部文艺类图书。

　　中华读书报：小说叙事非常有耐心，富有节奏感，句子中出现黑体，有些特别加括号注释。这在您先前的创作中是没有过的。

　　陆天明：我有一个重要的初衷，就是提供思想资源。以前的小说情节性更强、更大众化一些，这一次全方位、全景式地呈现一代人，就要做一些心理的、思想的剖析，这一部分怎么做得恰当、深刻，又不过分，是我这一次的创作使命。

　　小说中某一部分文字能不能用黑体字开始是有争议的。我坚持用黑体字，因为这是我要读者特别关注的部分。包括句法的使用，长句切断，不是优雅、完美的规范的，有一种撞击的节奏，这也是我写作心情和写作初衷的体现。

　　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家写“过去时”，都以一种包容平和的姿态。但是《幸存者》的阅读却能使我感受到一种激情。

　　陆天明：天性使然。我所有的作品都有这种特点，这和我的文学理念有关。我要参与，我不是旁观者，对社会的变故、命运的沉浮，我要喊出我的想法。所以从小说结构、组织篇章、语言的运用，标点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我要发声，希望能直击读者心灵，而不只是冷静的表达。

　　也和创作主题和初衷有关。我从14岁就当知青，1958年到安徽，1964年又到新疆，都是热血沸腾，不是像有些人断定的那样是被裹挟被动去的。当时确实有一群年轻人，当然包括我非常向往这种革命的道路，彻底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我特别关注后来几千万知青的人生道路，表现在小说上，我就要说出我们这些人最关注的是什么，最值得留下的是什么，他们遭遇中的什么是被人瞩目的，什么已经被遗忘但不该被遗忘。所有这些对形成国家的面貌和中国将来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之所以要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的根本原因。我无法平静。

　　另外和前些年文学圈的分歧也有关。前些年文学圈一些朋友不太主张作家关注社会，更提倡关注自我。我的文学主张就是要介入，介入社会变革。世界上很多大家也是做纯文学的，但他们都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非常社会又非常自我，把两者结合得很好。他们的作品在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是我特别钦羡的。从本质上来说作家的自我和社会不能脱离。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是人民的镜子，是人民呼声的传声筒。我希望《幸存者》能做成这样一部作品，完成我的文学理想。

　　中华读书报：您早期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是文革开始较早的知青题材，后来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被国外研究知青文学的专家评价为是“中国知青文学的第四块里程碑式的作品”，描写了知青理想的泯灭，很尖锐。《幸存者》中也描写了知青生活——和多年前的写作相比，肯定有所不同吧？

　　陆天明：我认为是有进步了。《扬帆万里》完全是正面肯定，《幸存者》中的知青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想法去边疆。抱着初心去了，去了以后怎样，《扬帆万里》没有深刻展开，《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知青到农村后被异化，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回避的重大主题。《幸存者》仍延续这个主题。知青进入边疆一定会有变化，会逐渐成熟，但是也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不忘初心。怎么表现这种“不变”？进入复杂的现实社会，没有实现理想，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活下去？理由是什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自问。知青的处境更困难、更复杂，带来的人生反问、反思更典型。“幸存者”写到的那群青年典型觉得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作用。这也是我写《幸存者》的重要原因。这不是几个知青在中国社会的故事，不是简单的上山下乡。而是反映更广阔的几十年来时代历史变迁。

　　中华读书报：《幸存者》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脉络。尽管之前的作品中有所涉及，但对您来说依然是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

　　陆天明：青春岁月是成长的起点，对人生和事业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知青生活，对我们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是进行崇高的精神升华。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投入到边疆农村，无论是被动的裹挟的，还是主动投身，都是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改造中国，为了崇高的事业，飞蛾扑火般经受一段人生最艰难的历程。回过头去认识，我觉得非常自豪。直到现在老知青还经常回去聚会，并不是一般的怀旧、到曾经度过青春年少的地方去消闲，而是一种对当时无论潜意识还是有意识、无论显性还是隐性的崇高理想的回顾。从人心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当时的作为无论多么极端，偏激，生命的内核是追求崇高和无私，总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回顾。

　　对我来说，作家总是写感受最深的东西。我写真正的知青题材有两部，《扬帆万里》是完全正面的写奉献，有片面的地方，我仍然认为，作品的内核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是提倡年轻人如何对祖国、对社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提倡这种精神。

　　中华读书报：在如何把握重大题材上，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陆天明：这一次我要写一部陆天明式的小说。不看任何人眼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这次写作很艰难。原来以为半年能写完。但是写了两年九个月，磨来磨去，写了三百多万字，翻来覆去写，感觉不准确，重写一遍、再写一遍。可以这么说，全书的每一段都反复写过好几遍，要唤起当年的生活感觉和生活细节。我的初衷首先一定要真实，我要写我经历过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真实，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调子走；第二，要避免我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的片面和偏激，站在未来的角度，纠正我们这一代人的片面，也就是要准确的表达，以正确的判断写出来。写作《幸存者》有两个身份：一是当年的我，二是站在正确客观的角度呈现的我。

　　中华读书报：如何处理这种“艰难”？

　　陆天明：如果回避“真实”和“正确”，会写得很轻松。但这不是我要做的，我没有回避。许多事情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能讲了，怎么讲好，不能逞一时之痛快，不能只为自己说话，要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任，要为中国的未来负责，尽可能地讲好，并要诗意地铺展。

　　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我自信我说的这些对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我坚信会得到理解。中国文学向高峰迈进，不在高原上徜徉，一定要真实面对历史和真实地展开当代，否则就不会有文学最好的东西：纯真。文学有真文学和伪文学。寻找轻松、迎合的路子走，不是真文学。要做真文学，标准就是真实面对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要有勇气把人民经历的、向往的一切呈现在文学中间。这是当代作家要完成的使命。很多作家做到了，我以前也做了一些，这次我希望在文学和使命结合上做得更好一点，贴近真文学。

　　中华读书报：您是一个特别注重深入生活实地采访的作家，这次写作是调动了记忆还是像小说中李爽那样，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复制的大时代苦难而又辉煌的篇章”而有意留下了相关记录？

　　陆天明：由于处于惊涛骇浪般的时代，我没有刻意留下文字记录。但大的感觉一定是存在记忆库里的。怎么判断怎么看待，要呈现哪些基本感觉，也是从记忆库里提炼出来的。小说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基本情节细节都是真实的。它们发生时，或者我在场，或者我的战友朋友们在场，或者干脆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特别要声明的是，写这部小说，也像我写其它九部小说时一样，事先不做提纲。大的框框和走向确定之后，就放马江湖，跟着感觉走。很多段落的细节是写着写着自己往外蹦出来的。

　　这样完全感性的、迸发式的写作，就使记忆库里最生动的细节冒出来了。钟绍灵结尾自杀的场面就是写作中自己迸出来的。经验告诉我，一旦人物成形了，让人物带着我向前走，说他们想说的话，做他们该做的事，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生动鲜活的，也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我追求的创作状态和境界。

　　中华读书报：故事的讲述有穿插，有议论，在叙述方式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陆天明：议论是小说所允许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也有大段议论，喜欢跳出来讲话，但要合理、精辟、不累赘，这种做法会提升小说的含金量。缺乏思想性是许多当代小说明显苍白的根源之一，我认为文学还是要给读者提供指向性和思想性的东西。

　　多少伟大的作家都写伟大民族的变革。比如我们学习马尔克斯，关注拉美文学，只注意到了他们的魔幻手法和文本探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遗弃了他们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这样的本质。而我们处于巨变的年代，更应该把这种百年不遇的宏大巨变的种种多面体进行文学的呈现。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出现“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现象”，是一篇真实存在过的论文？

　　陆天明：你注意到了这个命题，让我特别高兴。这个论题不是现实中有过的什么论文题目，这是我对生活的总结和提纯，也是我很得意的一笔。改革开放后党内一批人失去了精神支柱，不再强调理想主义。腐败程度之严重令人发指，出现了经济和道德的飘移，怎么看这批人的变化？为什么发生了群体飘移？是因为发生了个体异化；个体异化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出现了群体飘移。只不过它在小说中借口一位在基层生活多年的老同志做出这这样的概括。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出现很多经典著作，既有出自著名小说《牛虻》“如果我必须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也有库塞尼《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列宁《国家与革命》……这些内容在小说中有何独特的意义？

　　陆天明：所有这些引用的著作都是我看过的。当年我因病回上海休养，每天就泡在上海市图书馆。这些书在小说中一方面是思想资源，一方面构成了小说的骨架。一部艺术作品，必须要有思想资源，否则不是很结实。创作《幸存者》时我重新阅读了这些著作，思考提取了很多东西，在小说里得当的地方，把这些大哲学家精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筋骨。当然，我写得很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一定要把它写得好看，争取做到让读者拿起来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