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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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辛亥革命的成功，除晚清政权腐败至极的客观因素外，就是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坚持不懈、殚精竭虑而不计生死的争取和努力。这是受了国民党史学家的叙述，及为革命服务的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不能否认，自孙中山、杨衢云重组兴中会开始，不少革命志士无畏当局的明枪暗箭、砍头拘禁，陈天华、易白沙们演绎了滔海亦英雄的悲壮，为中国旧民主革命的胜利，呈现了一系列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精彩，也使我辈行走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有了很多欣慰和感慨，怀念和苍凉。如此前所不知的嬗蜕，温柔地满足了徘徊在爱国与忠君之间的人们，开始对君权国家时代的权威、价值、象征及自我心中的归属感，产生了期待朦胧而思想激进的欢欣与兴奋，可视之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核裂变。

　　当我们重温历史，重新回顾辛亥革命前后、晚清最后十年，不难发现那些岁月中的林林总总：大办新政、预备立宪、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甚至在世纪之交，几个权力欲望者为了小团体利益，把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深恶痛绝的“怪力乱神”，搬进了最高级别的议政会议，上演了晚清史上一场最为悲屈的闹剧。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了，中央高层感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连续出台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也在最后的顽强挣扎中，掩埋了权威和尊荣。陆建德、罗志田、沈渭滨、许纪霖、杨国强和周武等六位研究员、教授，因《上海书评》“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座谈会之缘际会，对这一段历史中的真相，深入探讨，浅显道来，方便了我们审视帝国余晖下的最后岁月，也洞察到民主革命彼岸的很多情景。

　　学者们认为清王朝覆灭前，处在中西交争、新旧交争的情势下，中央政府试图在体制或结构上，做些改良。但，能否改，怎样改，以什么样的速度改，遭受了社会环境的影响。1905年，朝廷接受张之洞的建议，废止科举，创办学堂，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确是一大进步，但无形中制造了一大批寻找出路而机遇难得的知识分子。虽然当局相应地颁令，通儒院与大中学堂的毕业，等同于翰林、进士、举人和优拔等贡生的荣誉出身，却造成不能按级就职、分量降低的局面，很多知识分子成了边缘人。他们庆幸不再受章句八股的束缚，却因未能分享到功名利禄而苦闷彷徨。部分人开始接受新学，走出国门，感受西风，日本的维新变法、欧美的宪政自由，影响了他们试图改变中国，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些人能远涉重洋，留学东洋，奔赴西方，与慈禧逐步睁眼看世界、立场较开明阔达，不无关系。许多著作将这个掌有中国最高实权的女人，进行绘声绘色的妖魔化、恐怖化，但郭嵩焘等驻外使节，即便为国人恣肆鄙夷与恶意中伤，而慈禧在他们每每受命出国时都是亲切接见，足见此时的她并非传言中无知的泼妇。当日中国，之所以能有许多年轻人出洋留学，之所以能进行一系列改革，如办新学、行宪政、废科举、组内阁，不能不说同她不自觉的清醒，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尽管她曾把康梁变法扼杀在百日的摇篮里，然保存了京师大学堂等新政产物，容许了这一股思潮、时潮和政潮，继续影响她艰难统治下的中国。

　　遗憾的是，慈禧择人不善，年轻的载沣缺乏才干和阅历，无法撑起一个在风雨中飘摇的政权。在他登门拜访病中的张之洞后，张氏油然感叹大清亡矣。大清确实在不久的日子亡国了，灭亡它的，是争权夺利的亲贵内阁、半截新政，是中央集权不得、地方权财充实的现实，是革命党人和革命党同路人的合力一击。就连不少深受皇恩的高干子弟，如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李石曾、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子谭延闿、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陆亮臣、四川按察使黄云鹄之子黄侃，纷纷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站到了反朝廷的阵营。同时，不少开明人士因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对于革命党人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章士钊被卷入“苏报案”，被奉命查办的俞明震放过了，原因是章是俞为江南陆师学堂总办时的得意学生。浙江求是书院学子作《罪辫文》，谈论满汉之别，因有书院总理劳乃宣和巡抚任道镕庇护，而免受戕害。黄兴起事失败后，准备逃亡东瀛，曾任两湖书院院长的梁鼎芬，赠以弟子若干银元。自立军兵败后，素同新党格格不入的叶德辉，殷切进言湘抚俞廉三网开一面……时势所趋，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有了几分漫漶和模糊。

　　革命党人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鼓舞士气的旗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借排满、反满及杀满来挑动民族主义神经的口号而已。有清一代入主中原260余年来，满汉之争随着康熙历经艰难荡平三藩、收服台湾郑氏政权，逐渐淡化了，满汉人并非杂居，即是旗兵也圈地而驻，平常很少往来，除非在官场就难免接触。若非天地会的兴起，太平军的起义，满汉之间的争斗，可能会掩息下去，否则像陆黻宸那样常论满汉之辨的人，又岂能被延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满人倨傲，汉人不甘，帝王家的君臣大义，无法防止夷夏之辨滑向夷夏之别的境地。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呼唤起广大民族主义者挺身而出、铤而走险，挑战满洲人的最高权力。部分极端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在夺得某处城市后，多满人和旗兵展开了疯狂的屠杀与迫害，这是中华民族史上又一次血腥的悲哀。

　　矛盾主要不在满汉族群统治争议之上，而是分管地方政权、财权和兵权的大员，可以向中央叫板。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让曾国藩等至地方督办团练，下旨他们有权在当地征税收费筹集军饷，给予半自治的实权。这样，导致了各地督抚慢慢坐大，建起了军绅小政权，产生了封建制度与王权专断的对立。戊戌变法后，慈禧欲废黜光绪另立新帝，只因督抚刘坤一等的反对而作罢。这些实权派，割据一方，一旦朝廷伤及自身利益时，即刻反对，在闻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后，纷纷宣布独立、寻求自治，成为“不盟之小国”。他们的响应，促成了革命党人旧民主事业的短暂胜利，也影响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梦的实现艰难。

　　辛亥革命胜利了，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政体，从西方引进的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观念，挤占了原属儒家意识形态的阵地。中国开始由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转型，公共文化，伦理道德，民主自由，等等，相继成为新的政权形式中国家能力的血肉。士绅们集结的谘议局、省议会，并不欢迎革命派的普选机制，改变他们并非民主与自由的权益性质。他们反对皇权，反对没有限制的专断性的中央集权，在所在区域推行一省自治。哪怕是有人尝试联省自治、推行宪政，也需征得他们的首肯。

　　当然，若非这些士绅们的欲望和趋时，革命党人不可能较轻易地进入民主革命新征程。立宪派或君宪派的参与，在近代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正统史家很少谈及这些，甚至将他们说成是向革命党夺权，这是不恰当的、不符合史实的。他们与发动群众的会党，和留学生、新军一样，都是革命党的同路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肯定革命党人的功绩时，须客观评价这些群体的革命作为和意义。没有他们的合力协作，原想在边界举事、缺乏经费武装、不愿发动群众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可能很难完成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走近现代化的革命使命。

　　陆建德等六位在文学、历史、伦理等不同领域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专家，不受制于通常史论，审视和反思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境况，指出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留存隐患的遗憾和现实。他们有据有论，将诸多事件和人物，置于当时大背景和同时代人的前提下分析，谈论不同群体的历史贡献，也不回避他们的历史局限和性格缺失。大家相互补充，不拒争议，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中，让事与景穿插而行，使理同情交融一体，突出百年前特殊历史时期来自不同集团阵营、有着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的思想、性格和事功，触摸历史，还原现场，细化真实，潜在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前经风历雨的中国选择。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却道出了许多少为人知的史实：慈禧在郭嵩焘出使英国前，三次面谈，嘱其“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清朝成立户部银行时，仅有几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而在长期内国家没有统一的货币；蔡元培修革命党史，孙中山特别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无独有偶，孙曾和欧洲留学生谈到不要专门关注会党；而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有会党势力的参与，响应武昌起义的有哥老会武装，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功劳最大的是袍哥……这些不可改变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湮没在已有史观的底层，让后人在重温这些世事翻覆、是非纷纭时，不得不叩问隐藏在吊诡中的真实、感伤、沉痛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