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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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一个时段、一场运动、一次事件，虽史家学者各有辨析，但其体现的文化革新与思想启蒙的双重意义，在救亡上具有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价值，决非简单的道德性、思想性与批判性上，对德先生与赛先生出演的抽象勾画。尤其是其所处时代的权力政治的操持者——北洋军阀及政坛派系，是我们应该认识与理解的主要内容。

　　张鸣结合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军阀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触摸这段虽已久远、但人难忘的历史。他在《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用详尽的史料分析、清新的解读方式，从分析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出发，观察军阀政权的分化与裂变，引导人们看清军权管制下的五四现场，以及背后的是是非非与真实，揭示了表面为学生运动的五四运动，在深层次上与直皖之争、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争密切相关，属于政治事件的范畴。

　　我们不能否认五四运动的激进行为，有违法律意识。一群热情高涨、赤情激烈的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奔赴租界请命，但亦可视为对日本愤恨、政府不满的过急举措。此间发生的许多历史真实，如政客军阀的思想定位与转变，五四运动的运作、动员和宣传，曹锟、吴佩孚初受制于皖系后向直系的转化，当局政府同日本势力的曲线博弈，等等，均需要我们作理性而清醒的认识。

　　爆发这一道德主义上的群体爱国事件，是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民元时期，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日本对德国势力范围的青岛和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继清末在中国东北与沙俄进行抢夺战后，再次侵入，上演日本狼对德国鹰的厮杀。袁氏谋求自身利益，默认日本人的欺凌，还欲屈膝，但大隈内阁并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强人，要强于借着这家军阀打击那伙军阀的孙中山。一纸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被跋扈专横、咄咄逼人的倭人，推至胆怯的北洋集团面前，他们要制造一系列伎俩，让中国四分五裂、秩序混乱。袁世凯、杨度之流企图借助恢复帝制，重塑政府威信的想法是好的，但毕竟君主专制，较于君主立宪已是退步，自然会引发曾开始分享民主共和瞬刻光芒的国民的集体抵制。

　　还没把龙椅坐热的袁世凯，很快在天下人的唾骂声中惶恐而终，遗留的事业，为段祺瑞们分割。此时，大隈内阁倒台了，其分化中国、逐一消化的幻梦也破灭了。新组内阁的寺内正毅，听从精明商人西原龟三的谋划，开始了长达数年、量近两亿的西原借款计划，支持曾调兵遣将欲抵抗日本进犯的段祺瑞，使其一跃成为中国军阀中嫡系武力最庞大、装配最精良的主将。段氏把持中央政府，掣肘、制约历任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由来已久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也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膨胀，从而引起诸多军阀强烈不满与反对。张勋带着五千辫子兵进京，将他驱至天津待了一段时日。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公开起兵，攻击其部下主政的湖南。其嫡系傅良佐执掌湘地，但很快兵败而溃；张继尧督军湖南，却令不出长沙。受其派遣的吴佩孚兵到衡阳，便驻扎不前了，至后来，便在湖湘大地上，能文善武的吴氏，公然支持“驱张”运动。占领常德的冯玉祥，与吴佩孚遥相呼应，从而激发了“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

　　有学者认为西原借款，数额巨大，利息不高，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要为之唱赞歌。但可曾想到，对中国一直怀着蛇吞巨象心理的日本，能有如此好心、善心吗？巴黎和会上，本算是胜利国的中国，非但不能终止一系列不平条约，还受胁迫转让青岛和山东给日本。顾维钧们据理力争，但列强没有半点退让心思，好像中国是他们的雇佣、殖民地，他们可以任意地决定其命运。

　　关注时局的中国人，自然不能忍让西方强盗凌辱自己的主权国家。已经分化的北洋势力也不甘心，他们采取表面制止、暗地任凭的方式，支持声势浩大、影响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一次对日本暴行强加国耻反抗的大爆发，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就连卑微的花界妓女，普遍拒接日本客人，还踊跃捐款，组建“青楼救国团”。半全民化自发抵制日货、禁毁日货，疯狂进行，只是无人深思，使日资企业的华工濒临失业饥寒的危境。

　　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急剧深入，火速蔓延，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当局派出军警，貌似镇压，媒体报道有伤亡事件发生、不少学生被拘捕。而张鸣翻读史料，发现一学生小腿被警察刺伤，警察长被撤职，处长被查办；另一名叫郭钦光的大学生，罹患肺结核，游行过后，疲劳发作，成为第一个亡故者，报纸大肆渲染，民众狂热传播，将其奉为烈士，把账记在政府头上，为之举行五千余个民众参与、三千多副联哀挽的北京追悼会，而在上海、武汉、汉口等地，也举行了隆重非常、庄严无比的追掉活动。

　　悲情是激发群众反抗的最好的催化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 高校 教授、社会贤达，纷纷站入支援与参与的行列。虽然他们中间，有不赞同学生的过激行为的，有在活动结束后力劝学生重返校园的……但，他们时刻关注着学生思想的变化与国家命运的选择。然我们在知名学者吴宓的日记里，几乎没有找到关于这一场运动的记载，到底何因，不得而知，只道是其向来对五四不以为然的一次具体作为。而在不同史料中，我们发现吴佩孚、胡景翼等传统军人，在民族主义面前，和五四青年走到了一起。

　　我们重温和研究五四，不能忽视《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其已不单纯是文化与思想上的启蒙，而有着政治斗争乃至革命意义。在这场巨大民族运动中，当政的段祺瑞皖系，虽没有对游行示威者进行实际的武力镇压，即便迫于倭人淫威而关押的学生，都是掉队者，关押后，一边好生招待，一边迅速释放，但他们还是被国民唾弃了。

　　张鸣综观相关史料辑要、追忆文章、历史存档，及当事人、当时人的长篇短章，甚至是日本人的回忆录，冷静解密许多少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长期同情中国民众，切实支持学生运动，敢于诟病明白事理但不主持正义的威尔逊总统，而不惧免职丢官，这般操守品位，很容易让人想起后来的司徒雷登大使。对于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长期以来，世人诟病齿冷，教材恶评丑化，称之终身卖国，许以一生贼名。然原相如何，有待重新审视，张鸣发现，日军全面侵华时，曹氏身处华北沦陷区闭户不出，日伪势力授予高职而不就，任凭权贵登门劝说，总是拒绝。事实上，曹氏虽参与了“二十一条”谈判，但对可致亡国的第五项内容，始终不曾退让，尽最大努力地拒绝，结束时签字者乃外务总长陆徵祥，而外界却认定是曹氏所为，有些替人受过的味道。战后，国民政府对此三位不予深究，足以证实其晚节清白完好，决非王揖唐、王克敏之流所能望项背。

　　我们平常喜欢说五四了不起，亟须重构五四传统，继承五四精神，但形成五四内涵的社会体制、权力分割，是不能短视的。张鸣从探索政治要角的当时表现来切入、解读这一段历史，没有大张旗鼓地展示文化与思潮的嬗变、发展，更没有极尽能事地展示文化大师们的思想纷争和人格魅力，而是结合最切实际的社会主政者——北洋军阀统治和分解，进行平静的分析及理性的思索。翻读《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不难发现，饱含一战胜利狂喜与巴黎和会屈辱的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从而加速解构、崩坏了北洋军阀体系，惊醒了大众对自我生存与国家命运的醒悟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