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白骏马》后记中自述道：“我要表现的是方志敏的文学形象，当有别于党史、革命史中的方志敏。然而，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而方志敏这个人物是不能‘虚构’的。解决这个矛盾，在于处理虚实二者的关系，此中的‘虚’主要是指人物的精神世界，‘实’是指人物实有的行动，也即是围绕这个人物展开的故事必须符合史实，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予以深入的开掘，使虚构不仅无损于史实，更使史实焕发新的光彩。”这些话说得很简练，但举凡涉及的地方，作者无疑都将其作为写作的纲领一一予以执行。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恰也是本书写作的一个映衬。要而言之，关涉虚实之间的辩证思考——此即塑造历史人物既不能逾越史实记载之处，也不应全然照搬方志所述而丧失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理由——使得这部小说不仅在实的地方站得住脚，也在虚的地方令我们得以洞观在实中隐而不漏的人心。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仅从语义分析而论，“历史小说”似乎是一个语词矛盾的例证，而倘若我们再将历史细分为存在的历史与意识的历史——前者指涉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具体例证，后者则指涉了史学家力图运用这些例证来建立我们在当下得以通达过去的认识——问题便更为复杂。不过，先行讨论后一点是不无裨益的。依据我们的常识，历史是“如其所是”，而小说或者曰诗，则是“并非如是”，抑或“全然不是”。这种对于历史与诗的看法即使不是百分之百错了，也大可审慎地看待。这是因为，如若我们依然天真地将历史看作板上钉钉的礼物，那么它只是在历史关联于具体的例证（史实）的情况下方可成立。然而史实又是什么？史实不过是一地破碎的陶罐瓦片与竹简。我们要接受“如其所是”的历史，便只能去博物馆参观这些东西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可能并未达到史学家所坚信不疑的高度。

　　根据笔者的看法，当我们举出“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时，历史更近于意识的历史，即一旦史实被书写，史实无可避免地经由意识成于符号文字的文本，于是在这之中就既包含了清白无辜的大事年表，也掺入了人们有意无意的渲染或演绎。在此我们就能够回到大多数哲人们将诗与历史一视同仁看待（寻求本质）的语境之中。当人们渲染史实时，所谓的历史近于诗，并且更进一步地发展为史诗这一文学体裁；而当人们试图从孤立的史实中演绎出那可能存在的历史运动的规律与意义时，历史偏于哲学，此即后世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哲学。但无论怎样，这样的历史都并非是铁板一块的科学学科。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科学，并不会使得它丧失掉可信性，恰恰相反，如果说史诗意在鼓舞人们从逝去的英雄时代寻求一个标杆。从这一点来说，历史小说并不是一个语词矛盾的例证，它更像是“史诗”这一文学体裁在当代的变体。

　　那么，历史小说是何以可能的呢？历史留下的缝隙使得历史本身具备了成为小说谋篇布局的一种可能。 《白骏马》这部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涉及到一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熠熠的英雄人物方志敏。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塑造一个作为文学形象的方志敏的难处：一是如果历史缝隙留得过小，那么人物精神便难以在文学性的意义上飞扬起来；二是如何在描写英雄与去神圣化的时代精神之间把握好平衡。作者在仔细阅读过关于方的史料后提出的方案是：对于第一点，他将叙述的范围缩小到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核心的前后历程，这样做并非是草率的，即在作者看来“方志敏是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殉难者”，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奉命撤离赣东北根据地，出击皖南”这一段经历则是方志敏个人的悲剧核心。小说于是集中观照了这一部分的历史，亦即是遵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去寻求、酝酿和把握那仅有一次高潮的经典写法。

　　关于第二个难点，则是作者在与方志敏神交许久之后决心破除的迷障，即方志敏不仅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人物称得上震铄古今，即令作为一个人，他身上那种罕见的自我批评与决断的人格勇气，置于今日的社会也有其教育意义。此一教育非生搬硬套地灌输，乃是一种震撼似的惊雷，令读者不由得反观自身，产生扪心自问的力量。在我看来，笔者的这部小说不仅在虚实之间做得游刃有余，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作者那随时都充满活力的文笔与叙述角度，而这一点恰恰适合在叙述一个英雄人物的心路历程时使用。如果说诗是作者将历史作为酵素的一次虚构，《白骏马》则提醒我们，诗与历史的统一有可能实现一种作为文学体裁的“史诗”在当代的复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