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立春秋》是刘建华继《天宝往事》之后又一部蕴藉精神力量和人性内涵的厚重之作。作者撇开浮嚣的当下，越过历史的烟云，以醇厚洗练的笔触重述100多年前的家国往事。从“立春秋”的小说题目和人物命名不难看出作者立传写史的叙事“野心”。小说通过“轩窗第”蔡家及其周边人物的命运遭际和兴衰荣辱，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山雨欲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重构了清末民初半个多世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生活图景，在审美向度和历史理性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努力。

　　从显性层面上看，《立春秋》的故事不可谓不壮怀激烈。作者在教案运动和辛亥革命风云激荡的历史断面铺展开一曲曲献身民族大义的悲歌，蔡立春为革命慷慨赴死，蔡立秋为正义奔走东西，江召棠为气节临危不惧，蔡立功为大业矢志不渝，蔡纪高为信义举家还债，西娥修女为救人舍身成仁。然而，历史长河虽不乏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但更多的还是波澜不惊的平凡人生。当我们从民间的立场走进历史的后台，却发现，其实那些既藏污纳垢又生气淋漓的日常生活细节要比壮怀激烈的革命故事更接近历史的本相。正如波普尔所指出：“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和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走进《立春秋》，我们在为刘建华这样一位长期生活在基层的女性作家构建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自信和野心感到“骇异”的同时，更禁不住为她所叙写的那些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生气淋漓的日常生活细节感到“惊艳”。小说中，名门望族“轩窗第”族长蔡纪高对一个鸡蛋的“煞有介事”本已让人不解，而其关于一个鸡蛋切瓣而食引为珍馐的“娓娓道来”更让人叹为观止。在情节构思上，尽管立春蒙冤、白银难产、显忠不忠等并无多少新意，但是其中关于“人死饭甑开”、“砸缸催产”、“保本赚发”等习俗场景和人物心理的铺陈渲染则不得不让人称奇，那些“理所当然”的食客队伍、“野蛮破坏竟为新生”的打砸行为、处处精明算计的阴暗心理让我们见证了民间习俗的野蛮力量和生机趣味。如果说借家族故事演绎时代风云体现了《立春秋》在审美向度开掘上的一种尝试，那么以民族大义显儿女幽情则彰显了《立春秋》在开掘审美向度上的另一番努力。小说中，昆泰对立秋一往情深、饱饭对昆泰一诺终身、立春对饱饭情愫暗生、白银对立春矢志不渝等儿女情长的爱情段落已然让人感佩，但立秋与世奎之间阴差阳错的婚姻爱情更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心动。原本一见钟情的昆泰与立秋因一场误会而失去了才子佳人的姻缘，于是心高气傲的立秋一气之下嫁给了吃喝玩乐的世奎。这种阴差阳错的婚姻爱情故事在传统的世情小说中常常发展成两种众所周知的结局，或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或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然而，刘建华却没有让立秋、世奎、昆泰之间阴差阳错的婚姻爱情走向“约定俗成”的桥段。生逢乱世的冯世奎表面上吃喝玩乐，实则玩世不恭，他对美的追求、对乱世的洞悉、对人生的达观、对名利的洒脱，在婚后的日常人生中赢得了立秋的青睐和敬重。这个颇具魏晋风流的人物是《立春秋》多元审美向度的重要表征。但遗憾的是，小说结尾时，作者让一向玩世不恭的冯世奎改弦更张，最终在立秋精神的感召下投身革命守护共和，既不太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又多少有些落入俗套。

　　历史叙事常常面临人文情怀与历史理性的纠缠。人们在对个体生命、情感、尊严、价值的理解和关怀中时常会忽视对过往历史的科学认知、领会和把握。从此前的《天宝往事》到现在的《立春秋》，刘建华的历史叙事一如既往地持守着理性的自觉。《立春秋》的叙述方式明显取法传统小说，主要承接史传规制，秉笔直书。小说中的两起教案、二次革命均为有据可查的历史事件，蔡立春、蔡立秋、刘昆泰、江召棠、杨国璋等也大多来自现实中的原型人物。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物，刘建华主要遵循现实主义的春秋笔法，不虚美，不隐恶。在宜丰教案与南昌教案中，作者除了真实表现不法教徒仗教施恶和爱国民众群情激愤外，还生动描写了两位官场人物和两类教会信徒的不同表现。宜丰教案中的杨县令，既有惧教欺民、贪赃枉法的颟顸与奸猾，也不乏身不由己、左右失据的尴尬与无奈；南昌教案中的江大令，既有为民请命、临危不惧的英雄气节，也不乏弄虚作假、被逼自戕的穷途末路。教会信徒中，既有为非作歹的王安之之流，也不乏仁慈义举的西媛、西娥姐妹。关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作者既叙写了革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回避革命洪流中的泥沙俱下。而对于蔡立春、蔡立秋、刘昆泰等人物，作者既描写了他们为民族大义救亡图存的英雄壮举，也没有遮蔽他们儿女情长、妻妾同侍的狭隘心理。可见，《立春秋》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始终对理性迷雾保持必要的警觉。

　　黑格尔在谈及处理历史题材的艺术时说，“艺术作品应该揭示心灵和意志的较高远的旨趣，本身是人道的有力量的东西、内在的真正的深处”，“历史的外在方面在艺术表现里必须处于不重要的附庸地位，而主要的东西却是人类的一些普遍的旨趣”。不难理解，黑格尔所强调的人类普遍的、高远的“旨趣”，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怀。显然，《立春秋》在开掘审美向度彰显人文情怀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历史理性的执守。一方面，小说通过蔡立春、蔡立秋、蔡纪高、蔡立功、江召棠等在家国危殆、社会动荡时期的革旧鼎新、教育救国、伸张正义、舍身成仁，反映了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提供了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传播了积极健康的文化知识蕴涵，充分彰显了鲜明的历史理性。另一方面，作品以“轩窗第”蔡家为中心，以赣北小城宜丰为主场，生动呈现了清末民初江西城乡丰富斑斓的生活图景、文化风习和人情世态，在生气淋漓的生活细节中触摸历史真实，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叙述中开拓地域文化空间，让高远的历史天空与丰富的民间大地相融合，充分表达了对历史和传统的敬意。毋庸讳言，历史叙事既要彰显人文情怀，更不能迷失历史理性；既要追求情感厚度，也不能放弃思想高度。这些无疑是刘建华在《立春秋》中为当下历史书提供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