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瞧，周先生已经风化的小书桌。” 2009年作者与周有光先生
王晨
1月14日是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祭日。我多想再听听周先生娓娓道来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多想再听他谈生活，谈人生，谈中国，谈世界……此刻，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他的著作，和他在书中相会——
我是1992年调到国家语委语文出版社工作的，我办公楼西边就是国家语委的后院，从办公楼走廊西窗望去，便可见周有光先生家的窗户。
周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窗外的大树》，我听他讲过这棵大树，后来也还写过一篇《窗外的大树》的读后感。如今，先生不在了，大树也不在了，先生的《窗外的大树》却一直在，先生给我们讲这棵大树的音容笑貌今又重现……
周有光先生窗外的大树，我以前也天天见。要不是听周先生说，我还真不知它是泡桐树呢。平日里，吸烟族会依窗喷云吐雾；编辑们眼睛疲劳时会隔窗远眺，但谁会关心那棵普普通通的树呢？真正注意和开始关心它，是源于一次陪同采访。2007年，《养生大世界》的副总编徐炎夏在我的引荐和陪同下，采访了100多岁的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先生。谈到每天的饮食起居、读书、写作。周先生还特别谈到他每天的必修课——观窗外的大树。他说鸟儿们每天都来往奔波，来开会，来串门，来觅食，“比我可忙多了”。
从此，我开始注意这棵泡桐树。只要上班，我都会瞅瞅窗外的大树，瞅瞅这棵大树上的鸟。不久后的一天，突然发现那棵跟周先生的晚年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树被砍，枝枝蔓蔓，根根节节，工人们正经忙活了些时日。那段时间很难表述自己的心情，是惋惜？是遗憾？是郁闷？是牵挂？我不得而知，但周先生在作何想，那些栖居在这棵树上的鸟儿在作何想，却如大大的问号始终缠绕着我。
2009年9月末的一天，我随仲哲明、李行健先生前去探望周先生，急切地问了这个问题。先生说，这棵泡桐树，枝叶扩张无度，遮蔽了对面大楼的窗户，根枝伸展，威胁着大楼的安全，所以被砍伐掉了。
周先生说他为此写了篇文章，叫《窗外的大树》，已经发表，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边说边找出来给我看。回来后，我细细地品读，仿佛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周先生。
周有光先生以112岁高龄谢幕人生，这本就是个传奇。他一生跨越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作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他的研究跨越经济、语言、文化等多个领域。
在我眼中，周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笑容可掬的慈祥老人。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边戴助听器边调侃说：“我得戴上耳朵啊。”遇上有烦心事或是难题向他倾诉，他总能一语中的点醒我，“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周先生有次聊起，有人曾给他和夫人算过命，说他们只能活到三十多岁。结果他俩都很争气，愣是活到长寿老人的岁数，可见迷信的东西并不可信。
周先生100虚岁时因病住院，我在电视里看到医生护士给他献花的场面。后来跟他谈起此事，惹得他哈哈大笑：“那是人家觉得，这个人那么大岁数了，竟然还活着，还不得来看看这个怪物到底长得什么样？”
有一次，他指着一本书的目录给我看：“你看看这些人都不在世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在，一定是上帝把我给遗忘了。”
说起周先生曾被爱因斯坦接见过，他很低调地淡然一笑，说：“在美国的时候，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叫何廉。他告诉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很愿意与人聊天，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说愿意喽！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我就过去找爱因斯坦。我们一共聊过两次，他的学问我不懂，我的行业他也不懂。所以，我们两人的聊天，就是普通聊天，不是学术聊天，所以内容我都忘掉了。后来我的小辈听说我的这个经历，问我怎么没有提及过，我说，‘你们觉得重要，可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当然没必要提了。’ 不过话说回来，爱因斯坦这个人对人很友善，讲话很随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一点架子都没有。”
每当人们称呼他为著名专家学者，他就会说：“我什么专家都不是。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孙女上小学时，有一次回来跟我讲，爷爷你亏啦！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又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0’！我就说，你讲得一点都不错。”他说着说着又眯起眼笑了：“你看还是小孩的鬼话更道明真相吧，我真的不是什么专家。”
一次我参加海峡两岸的一个座谈会，向他谈起关于繁体字、简体字同时存在的问题及两岸学者的观点，还有民进中央领导对这一问题给予的关注。周先生说：简体字的问题是我们前进了，他们没有跟上来。这个问题不能靠政党来解决，要靠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
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我多么想再听听周先生娓娓道来那些在他看来不足为奇、但在我们看来却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多想再听他谈生活，谈人生，谈中国，谈世界……唯有一遍又一遍地翻看他的书，感受他的智慧，感受他的学识，从中寻觅他思想的火花。就仿佛，周先生从未离开我们……
（作者系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