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先生的《从文本到叙事》，无疑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文学理论新著。考察《从文本到叙事》中文本与叙事的关系，容易让我联想到形体与表情。如果说文本是形体，那么表情就是叙事。形体无论套上什么样的衣服，形体永远是形体，但表情不一样，喜怒哀乐尽在其中，它是灵魂和精神的一种外化。作者立足于文学创作的要义和原理，构建了本土的叙事学新体系，形成了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和新范式，其贡献显而易见：

　　一、从学术层面拓展了文本与叙事的新界面，推进了叙事学的发展，其中揭示的“叙述集团”、“第二叙述者”、“滞后叙述”、“动力元”、“时间零度”、“清晰或模糊的场”、“漫溢话语”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精准而又明晰，既吻合文本的本质特征，又富含探索精神，对于我们审视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叙事指向、叙事脉络有借鉴作用。

　　二、作者站在叙事学角度，不仅对中外文学的文化理论源头和分支进行了逐层检索和梳理，而且从中外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立场、观点、现象、事例出发，借此考察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特征和个性差异，有的放矢地直指当下文学创作在文本和叙事层面的症候，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盲区。

　　三、围绕叙事视角的不同“站位”方式，提出了构架合理文本的种种可能性，捍卫了文本和叙事作为文学作品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秩序和审美尊严。当下文学批评往往越过叙事分析，直接谈论文化意识。很多批评文章由于缺乏叙事学的功底，而忽略关于叙事的微妙分析而流于空疏。因此，王彬的《从文本到叙事》对当下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采取了文学历史与文学发展并行观察、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同步思考、文学成绩与文学问题交叉评析的方法，既关照到中外小说经典，又联系到中国当下文学发展的形态。也就是说，作者既充当了文学现场的观察者，又从局外反观文学现场，使这一命题拥有了文学现实的佐证，有利于我们站在文学理论的前沿重新反思这一命题。

　　五、在论据的选择和说理的举例中，作者以《论语》《红楼梦》《水浒传》《喧哗与骚动》《城堡》《孔乙己》《杀人者》等大量中外、古今叙事经典文本为据，既立足于叙事学的语法，又聚焦于内在肌理。布局行文坚持了民族文化立场和论述方法，融春秋笔法于论证经纬，微观切入，宏观收口，体现了本土学术理论的独特审美。全文没有任何虚妄的附加、陈词以及当下学院派研究中惯常的炫技泡沫，显得清新隽秀，玲珑剔透，亦显美文特质，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六、此书虽然旨在分析小说文本，其理论要义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叙事文本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性。比如，《从文本到叙事》第二章中关于第二叙述者的阐述，非常有利于我们分析当下电影叙事的曲直和得失。试以当红电影《芳华》的叙事为例。这部影片在叙事手法上较为混乱。影片中，人物之一的萧穗子是叙述者，并贯穿始终。但是，萧穗子是内聚焦，视角是有限制的，不可能展开全部情景——其他人物的活动与内心世界。因此不得不用全知视角来弥补，否则剧情就难以进行。这样便出现了第二叙述者，而与萧穗子的叙述视角相冲突。简而言之，《芳华》的绝大部分情景是通过全知视角展现的，没有必要再借用一个内聚焦的萧穗子做叙述者，或者说，萧穗子的视角其实是蛇足而可以删略，这样视角便统一了，从而避免了叙事混乱。当下有些电影导演，时常在叙事上陷入迷茫，原因之一是不懂叙事学，应该加强这方面学习。

　　文学理论需要创造性和制高点，叙事学虽然兴起于西方，王先生把它转化为本土化的改造，拓展了叙事学的内涵与外延，达到了一种新的超越，从而彰显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姿态，《从文本到叙事》的出版，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