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性格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古人已有所见。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他甚至说“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把人的情性对文辞的影响抬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步，并举许多例子，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这里的“俊发”“傲诞”“沈寂”等等，就是人的性格，“文洁而体清”等等，指的是文风。类似的言论，后人亦有表达。隋王通说：“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中说》卷三）明人宋濂《林伯恭诗集序》、李贽《读律肤说》、屠隆《王茂大修竹亭稿序》）也有类似论说。清人薛雪也说：“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一瓢诗话》第181条）

　　有些文论家则倒过来说，如明人吕坤《呻吟语摘》卷下“词章”曰：“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公安三袁盟友江盈科说：“大都其诗潇洒者，其人必鬯（畅）快；其诗庄重者，其人必醇厚；其诗飘逸者，其人必风流。”（《雪涛诗评》）吕坤、江盈科的说法比较绝对。但无论是说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文风，还是说从某种文风，可以推断作者的性格，都是强调性格与文风之间有密切关系。

　　揆诸文学史事实，可以看到，性格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与作家的文学事业有密切关系，且常常与作家的体质一起发挥作用。体质有时也影响性格，体质、性格又常共同作用于作家的文学事业，对作家的人生道路、审美趣味、创作内容、文学理论产生影响。以公安三袁论，三人的体质都不算很好，故多短寿，其卒年，宗道41岁，宏道43岁，中道57岁，这影响了他们文学事业的延展。而三人不强健的体质，与其不尽相同的性格、经历结合，又使三人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宗道21岁时曾大病，此后他就学习数息静坐之类的调养术。宏道年轻时身体尚可。他们的性格，黄辉《袁公圹志》曾言宗道“临事修谨，不失分寸”，李贽曾说“伯（宗道）也稳实，仲（宏道）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宏道），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伯修则谓居人间，当敛其锋锷，与世抑扬，万石周慎，为安亲保身之道。而先生（宏道）则谓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宗道与宏道的性格显然颇有差异，故宗道能为官东宫，然修谨的性格，又使他会为太子未立而泣，在东宫讲学，“鸡鸣而入，寒暑不辍”，生病了还坚持，致“惫极而卒”（《珂雪斋集》卷十七《石浦先生传》）。所以袁宗道虽然是公安派的一员，也反对七子，好白居易、苏轼，但他对性灵理论的贡献比较有限，若无宏道，他在文学史上不会很受关注。而“英特”的宏道，“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为人也比宗道放浪得多。他爱自由，又自命不凡，在吴县令任上，非常羡慕当地人花天酒地的生活，虽也曾忧国，但很脆弱，对社会的失望程度远胜于其兄，有“管他淳朴与浇漓”（《放言效元体》）的想法。这使他较少有思想包袱，也放弃了传统的文学政教功利主义，而特别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小修诗》）。在做人上，他也不像其兄，而是欣赏“适世一种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人”（《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徐汉明》）。这样的人生立场，也正是他自命不凡，又放弃了政治教化目的后才有的。

　　袁中道的性格又异乎其二位兄长，他“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以一世之豪杰为友”，“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多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叙小修诗》），“常携酒人数十辈大醉江上，所到市肆鼎沸”（《袁宗道集笺校》卷十六《寄三弟》），又好游历，足迹几半天下。这样的性格，在晚明其实不合时宜，所以他34岁才举于乡，48岁才中进士。而他的思想与人生，也经历了年轻时追慕豪杰、杂取道家放浪派和佛家狂禅派到年长体衰时皈依佛家渐修派的历程。其后期的创作，虽然也写自己的思想情感，但不再有“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叙小修诗》）的神采，也不再有豪杰自命的相关内容。

　　由公安三袁兄弟不难看到，体质、性格如何影响着文人的人生道路与文学事业。而这种关联性，在钟惺身上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钟惺家人大多体质较差，24岁时，母亲冯宜人卒，隔21天，弟弟钟愫卒，年仅21岁，母及弟病故时皆有吐血病症。之后的十几年间，其子侄多有夭折者。而钟惺本人也是从小就体弱，青年时代就反复生病。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銘》说：“退谷羸寝，力不能胜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与世俗人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仕宦邀饮，无酬酢主宾，如不相属，人以是多忌之。”（《谭元春集》）体质不佳，显然是他为人“冷”的一个原因，而体弱性冷，又使其生活更喜安静，其诗歌方面的审美，也更奇特。他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隐秀轩集》卷十六《诗归序》），又认为“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澹，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隐秀轩集》卷十七《简远堂近诗序》）。尽管他也知道诗要厚，但对清、幽的过于看重，终使他受到了钱谦益“梦而入鼠穴，幻而入鬼国”（《历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之讥。

　　（作者：沈金浩，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