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追溯其缘起，自然会令人联想到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唐代的诗人们为此低徊唱叹，或感慨昔日繁华的一去不返，如“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杜甫《哀江头》)；或反思祸乱肇始的前车之鉴，如“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或微讽山盟海誓的虚妄无凭，如“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马嵬》)，都能自出机杼，各擅胜场。在众多同题材诗作中，李白的《清平调》组诗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脍炙人口、不容忽视的名篇佳制。

　　李白于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再入长安任翰林供奉，至天宝三载(744)春因失意而上疏请退，《清平调》三首应该就作于天宝二年(743)的暮春时节。唐人李濬的《松窗杂录》记载过这组诗的创作本事，称玄宗召贵妃观赏牡丹，虽有乐工在旁助兴，却意犹未尽，乃宣召李白进献诗章。诗人尽管宿醉未醒，仍然援笔立就。玄宗遂命梨园弟子调抚丝竹，促李龟年歌之，甚至亲自擫笛倚曲。不同于后来的诗人们仅能凭借想象来描摹刻画，李白得以近距离领略杨妃顾盼生姿的神采，落笔也能独辟蹊径。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不说衣裳若云霓、容颜似鲜花，而翻进一层说云霓、鲜花倾慕想往衣裳、容颜，就显得格外新奇别致。而最后又特意强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可知表现贵妃的绝代风华，意在揄扬君王的儒雅倜傥。

　　清平调是唐代新创的曲调，根据现有资料，起初就是为了配合这组诗而谱就的。李白擅长乐府歌行，又熟悉当时的燕乐新声和词调曲谱，创作这样清丽旖旎的诗作自是得心应手。而玄宗也通晓音律歌舞，曾遴选梨园弟子亲予教授；李龟年更是久负盛名的乐工，经常出入王侯府邸献艺吟唱。他们和诗人间的默契配合，正可谓相得益彰，这组诗也堪称李、杨爱情的最初见证。

　　前人在评赏这组诗时，或认为暗寓讽谏，或斥作艳情宫体，都不免胶柱鼓瑟。唐王朝此时并未显露衰飒气象，李白在入京之际满怀憧憬，受到玄宗礼遇后也极为感激，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语带讥讽？更何况他任职翰林供奉时并未另授正式官衔，其身份是陪同帝王宴游的文学侍从，撰作此类称赏风流的应制诗正是其分内之事，能如此挥洒自如、空灵脱俗已属难能可贵，又何必再对天真浪漫的诗人求全责备呢？

　　时隔六十余年的元和元年(806)岁末，年轻的诗人白居易和陈鸿、王质夫等朋友闲谈起李、杨之间悲欢离合的往事，感慨唏嘘不已。王质夫称赞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鼓动他写下了《长恨歌》。陈鸿则另撰《长恨歌传》，以相互配合。白居易在糅合历史记载、民间传说和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个人的丰富想象，尽情铺陈敷演这场爱情悲剧的始末原委。尤其是最后奇峰陡起，并不拘泥于史实，写玄宗移驾返京后始终怀着铭心刻骨的相思之情，深陷痛苦孤寂之境而难以自拔思念殷切，遂招集方士作法。而方士则宣称海上仙山有众多仙子，其中一人听闻君王派遣使者前来探访，立刻戚容满面出来迎接，还特意提到昔日与玄宗曾有密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只可惜人天永隔，“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终只能徒然怅惘，永留憾恨。白居易借助长篇歌行的体式，将这个哀感顽艳的故事展现得跌宕起伏，形成了虚实交映、圆美流畅、明丽宛转的独特风貌。

　　尽管白居易对李白这位前辈的坎坷不遇颇为同情，感叹过“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李白墓》)，《长恨歌》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也和《清平调》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的构思相仿，用受到汉武帝宠爱的“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来比拟杨妃，但白居易对李白这组诗的创作旨趣想必并不认同。陈鸿在《长恨歌传》中就明确指出，白诗“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白居易本人也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可以与此互相印证。

　　不过前人在探讨本篇主旨时虽多持讽喻之说，也存在不同意见。诗中写玄宗得到杨妃以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又说杨妃备受宠幸之后，“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固然都明显流露出讽谏批评的意味；然而与此同时，又着力渲染玄宗的凄凉处境和痛切悲悼，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等，不免让人大为叹惋；最后用隐晦迷离的笔法，写化为仙人的贵妃“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并寄言玄宗“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更透露对两人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这些内容看似背离了创作宗旨，其实也并非难以索解。即便诗人事先有过明确的创作意图，可随着创作进程的展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最终完成的作品未必都能如其初衷。白居易在编定诗集时将《长恨歌》归入感伤类而非讽喻类，还自诩“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可见他本人也并未将讽刺鉴戒视为此诗的主旨。

　　李白的《清平调》开创了唐人用诗文演绎太真遗事的悠久传统，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淋漓尽致地叙述了李、杨悲欢离合的整个过程。从“露华浓”到“梨花雨”，既展现了杨妃在不同境遇下的意态姿容，也折射出唐王朝的盛衰兴替。《清平调》和《长恨歌》在李、杨故事的流传递嬗中影响深远，清人洪昇撰《长生殿》传奇，有不少情节和曲辞就取资于此。相较而言，《长恨歌》更是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述及，当时有歌伎自夸能诵得此诗，从而声价倍增，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中也提到“童子解吟《长恨》曲”。

　　白居易的诗作还受到域外人士的欢迎，很早就流传到周边国家。日本僧人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在长安时先后寄居在西明寺和青龙寺中。白居易当时也正在长安居住，诗集中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青龙寺早夏》等，可见还探访过这两座寺院，很有可能与远道而来的空海有过交流。另一位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时也大量寻访搜求汉文典籍，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提到过自己在大中元年(847)归国时携带的《白家诗集》。成书于宽平三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更著录了《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和《刘白唱和集》等多部诗文集。白居易的诗作通过大批日本僧侣、使者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就大量承袭、化用《长恨歌》中的诗句，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等在这方面做过细致缜密的考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