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自古有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功如何，双方可以通过正面交锋比试高下，强手中的强手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专治各种不服。文章却是万法各殊，众口难调，要想邀得天下读书人齐心点赞，负面评论悉数归零，就是大名贯宇内的文豪也休想做到。

　　韩愈是唐代重量级的文豪，千百年来，其门下吹鼓手众多，牛气得不得了，响当当的名头丝毫不逊色于“星宿派”的开山鼻祖丁春秋。可是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评论历代文章大家，对韩愈不无微词：“……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裴度年长韩愈三岁，两人同朝为官，关系融洽。有两个显著的证明：一是裴度担任主帅，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韩愈撰《平淮西碑》，归功裴度，溢美过头，适得其反；二是韩愈以《谏迎佛骨表》极言切谏，触怒了宪宗皇帝，若非裴度出面斡旋，设法营救，甚至有性命之忧。因此裴度就文论文，他的评议冷静客观，并未掺杂成见。何况李翱也是韩愈的朋友和弟子，无所谓文人相轻。

　　韩愈最惧怕的并非贬谪，“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固然难受，但他撰写的《平淮西碑》引发朝野争议，时论不能平，其结果更让他受不了。宪宗皇帝下令将碑上的文字磨去，由段文昌补撰碑文。这种极其罕见的“皇家礼遇”所带来的又岂是小小尴尬，文豪虽有雅量，也着实吃不消。由此可见，今人所臆断的韩愈在生前就已俯视群流，与事实相去甚远。即使在他死后数百年，宋代重量级文豪苏东坡对他推崇备至，“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成为了十二字定论，明朝文学家何景明仍然不肯服气，固执地认为“古之文法亡于韩（愈）”。你说，韩愈老夫子在九泉之下长眠，还能否安息？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方苞牵头扯起桐城派大旗，俨然以古文运动领袖自命，以文豪自居，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学者和诗人李绂却认为方苞的文章无足轻重。有一次，方苞携所撰《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请李绂指正，李绂只看了开篇第一行文字——“苞先世家桐，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定居焉”，就毫不客气，把文稿归还方苞。方苞年长李绂七岁，孰料当场吃瘪，他很有些恼羞成怒地说：“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李绂的回答相当干脆：“然。”方苞顿时七窍冒烟，既抓瞎又抓狂，非要李绂给出明确的评判不可。李绂说：“今县以‘桐’名者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李绂并非吹毛求疵，他的话一针见血，摆出的道理无可辩驳。方苞将“桐城”省写为“桐”，当代读者多半能猜出是桐城，后世读者则不知“桐”是桐乡、桐庐、桐柏、桐梓和桐城五地中的何处，因此省减一字就等于挖坑设绊，会造成阅读上不必要的阻碍，有害无益。方苞无法反驳李绂的批评，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死扛，不肯虚心承认李绂是自己的一字师。明白人毕竟洞悉事理，回家之后，方苞就修改了这篇文章，因此我们现在从他的文集中翻检《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开头已是“苞先世家桐城”，不再是“苞先世家桐”了。方苞与李绂的交情却因此失去了回旋余地。重量级文豪与羽量级文豪的区别也就体现在这类地方吧。韩愈是不怕别人指陈得失的，柳宗元便是他的头号畏友，多次写信批评他在为人和为文两方面的欠缺，均直言不讳，但他们的交情并未受到哪怕是表皮上的细微损伤。柳宗元死于贬所柳州后，归葬万年先人墓侧，韩愈为之作《柳子厚墓志铭》，其悲悯之情，表彰之力，一时无比。

　　与方苞同时代的文人，但凡是真心实意喜欢先秦两汉文章的，都不太瞧得起桐城派气味的古文，视之为赝鼎的并非一个两个。金坛名士王澍是著名书法家，究心诗文，亦多妙会，他曾一语中的：“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这就等于揭看了方苞的底牌。倘若某人把白酒当成黄酒，把黄酒当成白酒，喝下肚去无妨，说出口来就可笑了。方苞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难免左支右绌，时不时露出皮袍中的“小”来，被人揪个正着。

　　钱塘高士龚鉴为官清正，做过一任江苏甘泉令，惠民造福，美誉上达天听。龚鉴生性狷介，与人交集，谄言谀辞罕出其口。有一回，他耐着性子听完方苞的高谈阔论，居然起身夸赞道：“先生不愧称本朝第三人矣。”方苞闻言一怔，摸不着头脑，好生奇怪，就微笑着询问第一、第二是何方高明。龚鉴徐徐作答：“贵老师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安溪先生是当朝大学士李光地，是方苞的救命恩人。百川先生是桐城文人方舟，是方苞的兄长。戴名世在《方舟传》中夸赞方舟、方苞兄弟“各有其造极，人比之眉山苏氏兄弟云”，吹得太过响亮，捧得太过高端，就会被智者啪啪啪打脸。龚鉴的回答可谓绵里藏针，方苞立刻听出了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为之不怡者累日”。

　　重量级文豪韩愈从宪宗皇帝的雷霆震怒之下死里逃生，应该承认，其直谏的胆色可敬可佩，其贤者的担当远逾庸流。羽量级文豪方苞被捎入戴名世《南山集》案，好不容易从文字狱的天罗地网之中捡回一条性命，惊吓之后，庆幸之余，各种打脸也就不生痛了，各类吃瘪也就不丢人了。两人遭遇之险，一间之别，韩愈得宰相裴度之营救而生，方苞得大学士李光地之营救而活，他们真正的差异在于情怀之宽窄和度量之大小，这是丝毫勉强不得的。

　　既然说诗无达诂，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可能还有别解未出，或者说，这是最高境界，即使牛如清代文豪方苞，也未必能够顺利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