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来说也是这样，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好时代体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文化和书籍的重要性，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倡导全民阅读，读书风气初步养成。

　　坏时代表现在由于数字阅读的冲击，相当数量的人不读书或者极少读书，只在电子终端进行碎片化阅读。而很多以读书治学为主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真真正正的读书人，是读书的主体，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热衷于制造没有学术价值的垃圾，所以有专家提出了“伪阅读”概念。

　　什么是伪阅读？现在很多人不是在真正读书，而是在假读书，读假书。尤其对大部头的书、古文书、外文书不愿意下工夫，只想走捷径，浅尝辄止，或者只看零星的二手资料。比如属于明朝《三十六计》的“走为上”，却常常被认为是《孙子兵法》中的。貌似知道、貌似读过，实际上没有读过，就是我们所说的伪阅读的概念。

　　更深刻的危机还来自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及其在阅读领域的应用，读者阅读习惯在改变，社会信息渠道多样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惑，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何面对阅读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呢？用什么来抗衡伪阅读呢？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要大力提倡读原典、读原著，要读经典名作，这是我们阅读要遵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这么说：“读书一定要读原著，要了解佛教就要读几本佛经，要了解基督教就要读《圣经》，要想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就要读《共产党宣言》。”

　　这些道理多数人明白，但是肯下工夫做的很少。很多年轻人以为看看电影《大话西游》就知道《西游记》了，提起鲁迅都能说两句，但是认真读过鲁迅原著的实际很少。我总说读原著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事情，鲁迅的小说不过就3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16本，你把它都读完了能花多长时间？可研究鲁迅的著作能放半个书房，你读一辈子都读不玩，其实里面大多数读了收益很少。

　　第二，要把各学科的精华变为广大读者可以接受的知识，做好学术的普及工作。比如我所学的图书馆学，本来是为了给读书人带来利益，可是它的专业性让行外的人很难理解，何况有的著作还故作高深和深奥，把本来明白的话说糊涂了。

　　我翻译过一本西方图书馆史，似乎评价不错。这几年我又写了3本书，希望用最通俗易懂、活泼生动的方式，让普通大众了解图书馆，乐于、善于利用图书馆。很多学科都有类似的情况，需要高手捅破这层窗户纸，让普通大众能够了解学术的内容，从中得到好处。

　　第三，要编制一流书目。中国目录学有很深的传统，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利用书目给阅读提供指导也是传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古人讲，目录之学读书文化之学也。

　　目录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展现全部文献的目录，像国家书目、年度书目、图书馆基藏目录。这种目录以全为特征，展示我们全部文献的面貌。可现在几乎没有一部完整地反映国家出版物的书。

　　根据2014年《中国出版年鉴》我们国家的出版物一年有44万种——反映的是2013年的数字。这44万种都是什么？它具体的数目都有哪些？或者再缩小一点，比如文学，我们出版了哪些书？作者是谁？我没有找到具体的书单信息。

　　传统的书单有两种，一个是中国版本图书馆版的全国总书目，2004年到现在很多年都不再出纸质版了；一个是国家图书馆编的中国国家书目，1994年就停了。过去图书馆很热衷于搞基藏目录，现在从国家图书馆到各省级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都不再有人搞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新华书店出的科技新书目、社科新书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查不到中国出版物全貌的书单，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古代各朝各代都把书目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东西要写入正史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断档了。

　　第二类是推荐书目，和全民阅读的关联最大。推荐书目分为两种，一个是专题书目，一个是全面的阅读指导书目。据我所接触到的情况，专题性推荐书目靠谱的比较多，比如一个研究《诗经》的专家，会告诉你《诗经》哪个版本好，你入门应该读哪个，你解决某个问题应该重点参考哪个。

　　但是综合性的、全面的推荐书目好的极少。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观点：自从100多年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来，就再没出现过一个全面的、得到各界认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目指导。

　　我也曾经参加过所谓阅读书目指导的编写，后来再也不去了。我觉得书目不是这样编的，编书目的人揣摩潮流、揣摩领导意图，然后写出一份东西来。这个东西不要说读者不看，编者自己也不看，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么学问大家提供的书目怎么样呢？大家有一些见解是非常独到的，但是往往偏颇，不一定适合今天的读者读。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朱自清写过一本经典长谈，当然写得非常好、非常权威，但是它列举的第一本书，就是《说文解字》。他的理由非常清晰：你之所以读不懂古籍，之所以读错了，就是因为你不认识字，你把字搞清楚自然就读懂了，就不出错了。道理当然对，可是我觉得放在今天，像我这样水平的人要把《说文解字》真正翻懂没有几年不行，让普通人这样去做，恐怕是有问题的。胡适写过好几个关于史学的书目，但从不把《资治通鉴》放在书目里面去，他认为《资治通鉴》应该是给皇帝看的，史学中应该排除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看，搞历史、搞中国史怎么能离开《资治通鉴》呢，这是他个人的偏见。

　　所以我呼吁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应该下大力量，编出一本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为民众所接受的，并且能体现我们整个学术水平、我们出版界水平以及我们图书馆界推荐阅读水平的书目。

　　（作者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