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眼”，是文本的最亮点，也是读者与作者以文学为媒介、心灵呼应共鸣的精确坐标。2017年海外华文小说的“眼”，我将其概括为“情怀”。如果仅从出版或发表数量上讲，2017年是一轮“小年”，但是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依然展示出当前的文学新意和未来的突破可能。

　　人·家国

　　“家国情怀”是海外华文文学绵延的主题，家国记忆、家国情感、家国使命的理念变化埋设于“落地生根”与“落叶归根”间的动态转徙。当前海外华文小说对“家国”的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时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同时，创作者对“家”的塑造主动规避了集体经验的叠加，格外专注于独立家庭的遭遇。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戴小华携纪实文学《忽如归》归来，为家人立传，讲述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真实经历。作品延续“家国情怀”主题的传统性表达，聚焦于家族信仰与民族大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之情也是其家族风骨。“我出生在台湾早期动荡的年代，亲身遭受到‘白色恐怖’历史悲剧的贻害，也耳濡目染过马来西亚社会的风狂雨骤，以及亲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就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岁月才让我从混沌到成熟，从无知到开窍，也让我认识了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命运的难测、生命的迷惑，因而逐渐塑造了现在的我。”持续的波动让作者深刻体悟“家”的信念传承，“要把羞辱转成荣誉，在万变中把握住该变的……因而我在往后的岁月里，遇到任何挫折和人事的纷扰，我更加忍受，更加豁达，能够淡定而勇敢地面对一切”。离乡之痛与思乡之切源源不断地激发戴小华的文学责任感。“归”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回归，在“归途”中所有的付出与忍耐都让个人收获了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飞跃。

　　日本华人作家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首先是稠密的地标式“中国故事”，福州的地域性格和文化特色烙在街巷、建筑、饮食、语言之中；其次是“小家”化，即以沈一义为中心，将与之相关的人物结构出一个泛义“家庭”。陈永和在创作谈里称作品为IDEA小说，“它的特别在于都有一个很强生命力的想法，整部小说就建构在其中，包括人物设计、情节走向、结构规划”。在《光禄坊三号》里，IDEA就是三份遗嘱。我认为IDEA更精确化的核心是“未知”，在这部作品中像是“协商”与“共谋”，它躲藏在“遗嘱”背后，主导着困境的构建与开解。因为沈一义的遗嘱，与他相关的四个女人被聚拢到光禄坊三号。戏剧性迅速积聚到两个点，一是性格迥异的林芬（前妻）、冬梅（夫人）、龚心吕（恋人）、娄开放（崇拜者）即将开始的女人“暗战”；一是遗嘱的终极解密。但四条叙事线又扩散为若干网络，缠绕进子辈的爱恨情仇，思维导图式的构思虽缜密但稍显细碎，难免重情节建设而轻人物塑造。

　　范迁的《锦瑟》进一步消解“家”，而只突显人。与近年众多跨越不同年代、惊心动魄或者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相比，这是一部“慢”节奏的小说。作者把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点缀于一个人的平凡生活。革命、爱情、人性等充满戏剧性的元素聚合在一起，并没有撑开一把剑拔弩张的弓，而是耐心下起一盘攻守有度的棋。作品最骇人的细节恐怕也只是处决犯人的一张照片。主人公“他”一生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叙述走进一条寻常不过的人生甬道，艾茉莉、阿香、珏儿、恽姐、毕嬅，渐次陪伴“他”经历“初起、冒进、迷惑、热情与挫折、获得与丧失”。人性的“恶”，都可以跟随时间蓬勃而起又黯然而熄。《锦瑟》的深意体现在“你所有的，只是你现时能感受到的一切，喜悦与悲伤，太阳与月光，同时交织成立体的人生。从任何角度看来，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不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也不可能是最坏的年代”。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并不在生命之旅停留，无论意气风发还是困苦委顿，都只是“华年”的寻常遭际。我认为，“他”是一个方鸿渐式的知识分子，前进与后退都在被推搡中完成，得到和失去也是基于性格的顺理成章。故事立意源自李商隐《锦瑟》，命途多舛隐身于“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胸壑之中，“他”的人生要义被凝练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范迁着意饮食、建筑、围棋等“中国特色”的精致化书写，文化的典雅与行文的抒情相得益彰。

　　人·历史

　　历史是容量无穷大的题材库。“与自然相反，历史充满着事件。在这里，意外事件的发生和无限不可能性之奇迹的出现是如此频繁，以至于说它们是奇迹都听上去有点怪异。但在这里，奇迹频繁发生的原因仅在于，历史过程是人类自发创造并时时打破的，就人是一个行动的存在而言，他是一个开端。”（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历史的“事件”与随之出现的“奇迹”，为文学制造着素材和想象，并由“人”的行动勾勒出完整脉络。“在最好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中，我们为自己意识到的真实所震动：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翻开下一页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真相大白，但当它出现后，我们意识到这也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们历来就了解的，不论是如何朦胧地了解的，经验的真相。”（[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芳华》和《劳燕》在2017年华文小说中热度最高，它们的共同点是作者改走一条历史的密道去追索真相。前者审思青春情怀以揭露人性的复杂，后者重构年代情怀以刻画女性的坚韧。

　　“芳华”时代，“爱浑身满心乱窜”，遭遇纯真时，它依然可以纯洁，也可以带着荤腥。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四个文艺女兵各怀秘密，主题是刘峰与各自的关系。小说从人潮汹涌的王府井切回30年前的“红楼”，逐步解开刘峰“触摸事件”的真相。大家共同记忆里保存了两次“触摸”。一次是在刘峰向林丁丁坦承爱情的时候，正是她破口大喊的那一声“救命”，彻底扭转了刘峰的命运。另一次是他“拔刀相助”的托举，温暖并救赎了何小曼。严歌苓将他审与自审推理出的真相进行对质，“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块活，一块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雷锋式”的刘峰反而被来自花样女孩们的精神暴力推下“神坛”，根本原因是“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互相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

　　《劳燕》积蓄着张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史料准备。创作初始，是由回忆录、剪报、照片，渐渐在作者眼前呈现出战争的另一个版本。《向北方》之后，张翎实施由“轻”（言情）到“重”（历史）的文学转型。《金山》的文史精耕，全面浮现她对历史叙事的新认知和新实践；《阵痛》和《流年物语》突破固有中西交错构架，展示出全新构造：从中国叙事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年代”，将其打磨成个人化的年代/人的私语、角力、悲剧美学。她在《劳燕》里更加主动地降低“言情”的语言温度，文本原先绵密婉约的古典美被减化，而裸呈出粗粝厚实的现实质地。小说转向对战时真相的抽丝剥茧，揭开“中国战场”里“合作”状态下的中国平民与普通美国兵的“二战”经历。“交错”在《劳燕》里不被体现为中西方家族故事的交错，而是转化为人物塑造的一种方法。三个人（比利、伊恩、刘兆虎）、三重身份（斯塔拉、温德、阿燕）、三维时空（未来、现在、过去），揭示命运的交错与性格的交错，巧妙地配合《劳燕》中“三”的美学。阿燕又一次生动诠释了女性生命的韧性。无论怎样的密不透风的悲剧，她都能“用力踹出一个口子”，这般勇气和执行力也属于六指、芙洛、小灯、吟春。就如程抱一在《游魂归来时》中的诗句：“孤苦女人一无所有却能恢复所有。潮涌下，旱地返春，一岸又一岸酣然开启。”

　　人·他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国故事”写作是海外华文小说的一项使命。白先勇《谪仙记》、严歌苓《少女小渔》、少君《人生自白》、陈河《沙捞越战事》、张惠雯《岁暮》、陈谦《无穷镜》都在不同时间段从不同的观审角度，叙述华人“在他乡”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接受。“但我已经不会像祖先那样，仰望明月高悬在马前或路旁，好捎话给友人和故乡。我飘落到祖先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须活出另一种坚强。”《路线图》和《金尘》又写出了久违的“西方故事”的新意。

　　王芫的语言果敢潇洒，小说集《路线图》展现都市人对生活多样态的理解。“为了维克托”就是父亲邱振峰的动力和借口。事业的挫折、家庭的危机，已是坚硬的真相，但所有的冰冷和恶念却被雪夜突然降临的“圣诞老人”劈开了。桑德斯与邱振峰有着相似的境遇，可他以“圣诞老人”的爱心和童心，真正地拯救了濒临被抛弃的维克托，同时唤醒了邱振峰的善意与真情。《路线图》里的安泊，每一次选择都先精心设计出“路线图”，分析利弊、安排进度、权衡得失，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顺利地成为“加拿大人”。然而，安泊与爱莉丝的母女情一次次制造了路线的拐点，理性终究让渡于感性，投机败于亲情。

　　曾晓文《金尘》的开场是“女蛇头”青姐的隆重出殡，“造孽者”受到众多“偷渡客”的礼遇，是对通识观念的公然挑战，“悬念”就已调动了阅读的兴趣。“偷渡”是华文文学很少出现的题材，若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饱含充沛的兴奋点。作者对偷渡事件是一种常识性描写，但却耐心地分述由“偷渡”而扭曲的各色人生。小说很精彩的落点是尖锐地指出人“逐利”的共性。陶霏抛弃了丈夫，金西背叛了法律，炜煊搁置了艺术，阿芸自愿冒着巨大风险“黑”进美国，青姐十年如一日地坦荡经营“带血”的事业。我觉得，曾晓文以长篇的储备暂时完成了中篇的创作，而这个题材能激发许多社会问题的暴露，很值得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人·自我

　　黎紫书的《余生》是一部直击人性莫测的微型小说集。我特别喜欢《余生》设计的反差，“尽管医生三番两次预告老余快要不行，他却惊人地活了很久很久”。吊诡源于老余顽劣般的“求生”。因为“他每次看见那个年轻的自己在梦中走过，就竭尽全力睁开眼睛，希望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正在某个赶着上班的清晨中，而不是在一个淤积了许多旧时光的笼子里。”《错位》里模范生“他”诚然已遭遇了车祸，而其盘桓内心的“自我”为了不辜负母亲的寄望，不得不附着于逃学的陈小光，继而仪式性地赶赴年终考试。“他占据了陈小光的身体，不就像妈妈占据了他的生命一样吗？”“自我”是无所依傍的，它始终被动处于“错位”状态。每一则故事忽闪着主人公对待世界的狡黠，他们极力封锁不想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保持冷静地理解生活、透彻地了解人，黎紫书采用理性处理方法，尽量地留白，创造思想的回旋，然而人物越陷深思，生命就越发苦涩。黎紫书洞悉被掩藏的一个个自我，却秘而不宣，她始终还是相信人的心底都有一份恒久不变的真善美。

　　张惠雯的两部小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美国“南方故事”，但都坚守现代人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的保护。我甚至想，《我梦中的夏天》里，“我”在寻找汉森农场时遇到的像从《断背山》里走出来的中年男人，是不是成为了《暮色温柔》的原型？《我梦中的夏天》依托回忆营造出一种今昔对比的叙事效果。过去相对来说充盈着“美”，连忧伤都是充满诗意的温暖，而如今则是规则化的、程式化的，在平静中暗涌着对生活的绝望。《暮色温柔》中的“回乡”旅途上，戴维想倾听雅各布与亲人“十五年”隔绝的真相，雅各布想确认他的“出走”原因是否至今仍是故乡收藏的秘密。小说体现出非常规范的欧美小说叙事节奏，张惠雯透露在创作时曾有意识地先用英文叙述一遍再转化为中文，但作品依然保持抒情的绵密纹理。“那是一条南方的乡村土路，路边的风景是荒草、灌木和稀落的农庄，突然中断的、长满荒草的灌溉渠，以及从灌木丛后一闪而过的、浑浊的无名河流。戴维想，那完全不像一个现代的故事，但它似乎又和这里的孤独、荒凉相得益彰。”西方土路、荒草、灌木、农庄、河流，一组“寒”和“瘦”的意象，铺就成萧瑟凄清的、归属于美国南方乡村“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铺展开由同性恋、恐惧、谎言、出走、自杀等矛盾性元素组合而成的中（戴维）美（雅各布）故事。

　　2017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科幻热”，年轻华裔作家的科幻小说被集中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或再版，如特德·姜的《降临》、刘宇昆的《爱的算法 杀敌算法》《奇点移民》、鲍嘉璐的《月球人》、陈致宇的《特工袋鼠》。科幻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在文学与科学的对话、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文学与世界的对话，相当数量的“70后”“80后”“90后”华裔作家抱有深邃的“宇宙情怀”。以此推论海外华人文学，年轻作家需要持续的发现，而不同类型的小说需要及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