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玉

　　对于文学、现实、真实、时间、写作、语言、想象等，余华都有他独特的思考，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文学或者音乐》一书中。

　　余华的写作深植于他的文学观，而他的文学观又源于他对现实、对真实、对时间、对艺术精神、对艺术形式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可以说，余华独异的写作来源于他独异的文学观，而独异的文学观又来源于他独异的哲学观。余华不是那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作家，他清楚他正在写什么以及是如何写的，他能够把他的写作本身说清楚。对写作更为深入的追问构成了余华写作生活更为重要的内容，对哲学的思考奠定了余华创作的深层的基础。余华很喜欢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其实，如果说他的创作是海平面以上看得见的冰山的话，那么，他的哲学思考则是海平面以下看不见的冰山。

　　余华特别强调想象性，强调写作的内在现实性。“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而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你，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一旦了解了自己就了解了世界。”内心现实实际上是对外在现实的延伸，且更具有真实性。“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文学现实就是这种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的互相阐发，余华称之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即“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正是这样一种双重关系导致了文学现实“连接了过去和将来”，从而超越了实在现实的平面性而具有了深度。

　　余华评论布鲁诺·舒尔茨的写作，“几乎在没有限度的自由里生存，在不断扩张的想象里建构起自己的房屋、街道、河流和人物，让自己的叙述永远大于现实。他笔下的景物经常超视线所及，达到他内心的长度；而人物的命运像记忆一样悠久，生和死都无法测量。他的作品就像失去了空间的民族，只能在时间的长河里随波逐流。于是我们读到了丰富的历史，可是找不到明确的地点。”这实际上是余华用他自己的文学现实对布鲁诺·舒尔茨的一种观照。

　　同样出于这样一种视角，余华认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现实“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色”，“他似乎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的故事总是让我们难以判断”，他“用我们所熟悉的方式讲述我们熟悉的事物”，但却“将我们的阅读带离了现实，走向令人不安的神秘”。这里，“神秘”即内在的现实。博尔赫斯把我们带离了实在的现实，却带进了内心的现实，一种“内部极其丰富，而且疆域无限辽阔”的现实，所以，余华认为，博尔赫斯“写过的现实比谁都多”。这是我读到的对博尔赫斯及其作品的最为精致的解读之一。

　　余华是一位富有学习精神的人，他把握了“学习”的精髓：学习不是模仿，不是抄袭，也不是借鉴，而是启发、延伸、创造和诞生。伟大的作家在学习的时候从来不丧失自我。“心灵的连接会使一个人的作品激发起另一个人的写作，然而没有一个作家可以从另一个作家那里得到什么，他只能从文学中得到。”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内在的，这应该是“只能从文学中得到”的真正含义。

　　所以，“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是两座博物馆，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文学上曾经出现过什么；而不是两座银行，他们不供养任何后来者”。余华毫不隐讳地承认他的创作深受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但西方文学对余华的影响更多的是启发，是解读，是体悟。余华所理解的卡夫卡、布尔加科夫未必是原本的卡夫卡、布尔加科夫，而是余华的卡夫卡、布尔加科夫。作家的主体意识显然是第一位的，是余华的观念影响了他的阅读，这种阅读又反过来丰富和强化了他的观念并进而影响他的创作。

　　影响本质上是辩证的、螺旋桨似的、渐进的过程，并且具有主动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切身体会和感受，余华对“影响”有着妙论：“文学中的影响就像植物沐浴着阳光一样，植物需要阳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长也表明了阳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博尔赫斯同时认为文学里欠债是相互的，卡夫卡不同凡响的写作会让人们重新发现纳撒施尼尔·霍桑《故事新编》的价值。同样的道理，布鲁诺·舒尔茨的写作也维护了卡夫卡精神的价值和文学的权威，可是谁的写作维护了布鲁诺·舒尔茨？”过去，我们多从阅读的角度研究文学和生命的联系，其实，写作本身同样表现了这种生命联系，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前后关系，而是左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