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人们相聚的桌上总有盘花生。平日里，花生我实在是吃得少，它太麻烦。年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用来跨的，着急忙慌地蹭一蹭鞋跟的土，便要往新年的门槛去了，手里的花生也是家里老人在春节塞给你的，于是一年到头便诞生了那么几个下午，你会甘愿坐在那儿剥几粒花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

　　然而，过年的奥秘常常就在这些果碟、菜盘里，端上它们的正是年的主角——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就像一根线，串起散居各处的我们，让我们即使没太多可谈的也愿意絮絮叨叨地坐在一起。

　　过年时，有些平凡的东西也会如花生般承载些别的意义。有时会想起汪曾祺先生写在《岁朝清供》里的一则小事，很多人家会在过年时养水仙，穷人家便用盆青蒜代替，或者把大红萝卜削尾挖肉，用萝卜碗盛青蒜，通红青绿地向阳放着。那时读到便觉得可爱、熟悉。可爱在于，青蒜大概没想过除了在灶台上，它还会荣登宝座，而萝卜兄也觉得岂有此理；熟悉在于，家乡过年的菜桌上也有道青蒜萝卜的知己，那便是“如意菜”。

　　如意菜是道半命题文章，主角是豆芽，其他便是自由发挥了，总之是一盘子的熙熙攘攘。豆芽平日里都低眉顺眼的，居然在春节的饭桌上摇身一变长成了如意，而且还是柄镶金玉如意。在外婆看来，顶重要的是豆芽根须得去干净，不然就不像柄如意了。

　　这道如意菜除了豆芽之外还要放点什么，便要看这一年的故事了。柜子里还有些干香菇，去年朋友送的，隔夜便和木耳一起用水泡开；黄花菜有时是应季买来新鲜的，然后自己晒，有时是直接买来的菜干，既然等到了这个日子就让它伸个懒腰舒展开；而豆干则是早晨刚买的，平平整整切成长条候着。但倘若这些都没有，也没什么不体面的，热热闹闹地来个豆芽炒油豆腐，也是一盘如意。没人说过最标准的如意菜是什么样，大概因豆芽和每家灶台上的大多数食材都能搭配，毕竟这如意是不同人的如意。人总不能吃真如意，于是或贫或富都得乖乖吃那豆芽，吃那里面的秋收冬藏、迎来送往。

　　我猜，当初琢磨出如意菜的大概也是个家里的老人，年轻人总是对鱼肉有期待，谁也不会心心念念去等待一盘琐琐碎碎的菜，但它总在最后压台，给一桌盛宴做个平平淡淡的结尾。一代代的老人做的也总是这件事，他们把去年的老香菇、今春的黄花菜、早晨的豆干和年货里的什么放在一锅里炒，解释所有的贫富，所有的甜辛，所有的得失消长都会过去。人或许要用大半辈子才能明白，豆芽有时是豆芽，但有时也是如意。于是，我们将一年所得用心做一碟菜，然后端给自己。

　　我们常常向食物寄寓，是因为生活还有值得咂摸的余地。如果一个人还能在花生壳里享受一个闲谈的下午，如果还愿意用如意来解释豆芽，如果家里还有一个人会把灶台上的往年此刻放进锅里，炒成如意，那么年便还有着它绵长、深邃的意蕴。

　　大年夜的晚上总会连绵不绝地响起鞭炮声，那里边好像藏着北方的破冰声，南方稻禾醒来的呢喃和孩子们呼啦啦长高的声音，那声浪就像海浪，把每个人往来年推。近年，爆竹声不再像从前那么热烈，然而我知道，对于过年，总会有或新或旧的解释，解释它的到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

　　年来年往，总有一天，我也会执起那个勺柄，炒一盘如意菜。

　　（作者：王蕴懿，系复旦大学中文系2015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