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风俗，进了腊八，就算是过年。这时候，无论贫富，各家都要开始办年货了。采办年货的内容中，有一项是买春联和年画，过年时候，张贴在自家的门口和墙上，即使已经没有过去年代里新桃换旧符的传统意义，红红火火的，也多少添个过年的喜兴。

　　老北京，过年之前，买副春联，买张年画，是讲究的。春联，不能是如现在一样都是印刷品，必要真枪真刀用毛笔和墨来写。写春联者，有端坐在正经店铺里，但多是私塾的老先生或落魄的文人，在当街上摆个摊儿。《京都风俗志》中说是：“预先贴报‘书春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之类。”以招揽买者。当然，用纸不一，以应对不同买者。旧时竹枝词唱道：“西单东四画棚前，处处张罗写春联。”曾是年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盛景。

　　春联，除寺庙用黄纸，其余都是用红纸的。那时红纸有顺红、梅红、木红、诛笺、万年红等多种之分，如同穿衣的布料一样多种多样的讲究。旧时有俗语名叫作：大冻十天，必有剩钱。说的是站在腊月的寒风里写春联，虽挣不了大钱，还是多少有些收入的。

　　这句俗语中说的十天，是有历史原因的，那时候，卖春联和年画的，都是在腊月十五开张，一直卖到腊月二十四收市。因为在有朝廷的时候，这时候是王府封印之时。如今京戏舞台上，包括说相声的德云社有封箱之说，都是从这个传统而来的。卖春联和卖年画的，依就的也是这个传统。

　　腊月十五，卖年画的出动了，比卖春联的还热闹。因为卖春联的必要站在那儿写，卖年货的可以走街串巷。蔡省吾先生著的《一岁货声》中，专门介绍这些卖年画的人是“以苇箔夹之肩负。”当然，更吸引人的是在街头搭起的年画棚，一张张年画，张贴在画棚的秫秸杆上，人们既可以挑选，也可以参观欣赏。那里便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展览会，常是人头攒动。

　　当然，画棚里，既卖年画，也卖春联，还卖门神和吊钱。这样的吊钱，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图招财进宝的吉利，是挂在窗前和楣上的，一般是过了正月初五要用竹竿挑掉。清时有诗：“先贴门笺后挂钱，洒金红纸写春联”，是要在年前将挂吊钱和贴春联一气呵成来完成的。这样的吊钱，如今在天津还有，北京已经渐渐淡化了。《一岁货声》中，有一段专门介绍画棚里卖货吆喝的热闹劲儿：“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批，饶喜字。揭门神，请灶王，挂钱儿，闹几张。买的买，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

　　那时候，所卖的年画，大多数是来自天津杨柳青，粉连纸上，木版着色。《京都风俗志》中介绍年画上画的内容：“早年戏剧外，丛画中多有趣者，如雪景图、围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之类皆是也。”民俗和乡土气息很浓，接地气，自然受大众欢迎。这种年画，俗称叫做“卫抹子”。“卫”，可以理解，天津卫嘛，指的是杨柳青年画来自天津，但是，为什么“抹子”，我一直不得其解，是指这样的年画手工操作，在木板上抹上颜色，再在纸上一抹而过，印制而成吗？

　　我小的时候，这样的画棚还有，一般在天桥一带。卖这样“卫抹子”的年画的也还有。那时，我家常买的是一种胖乎乎的娃娃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鲤鱼上片片的鱼鳞都清晰闪光，自然图的是“年年有余”的吉利。不过，这种粉连纸尽管柔韧性很好，毕竟有些薄。以后，画棚渐渐消失了，买年画要到新华书店，那里卖的都是彩色胶版印刷品，但纸张很厚，颜色更鲜艳，内容也更现代，杨柳青的年画渐渐失宠。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家曾经买过一张年画，画的是两个系着红领巾的男女少先队员，每个人的怀里抱着一只和平鸽；还有一张是哈琼文画的年画，在鲜花丛中一位年轻的母亲肩扛着孩子，孩子的手里拿着一朵小红花，向着天安门欢呼。

　　如今，大多人住进楼房，过年的时候，常常还能看到门前贴有春联，尽管都是千篇一律印刷体的了。但是，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在家里墙上张贴年画的了。有一阵子，流行过一段时间印着花花绿绿美女或风景的挂历；这一两年，又开始时兴印有各种图案的所谓手账，类似过去的日历或月份牌，但要奢华许多。也许是年老守旧，我不大喜欢这样的玩意儿，还是更钟情过去的年画。想起前两年，在美术馆看到哈琼文那张一连贴在我家墙上好几年的年画的原作，心里着实兴奋一阵。对于孩子，一张年画的作用，不仅止于过年气氛的渲染，还参与了童年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