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旧时风俗，进了腊八，就算过年。这时候无论贫富，各家都要开始采办年货了。采办年货的内容中，有一项是买春联和年画，以便过年时张贴在自家门口和墙上。即使如今已经没有了过去年代里“新桃换旧符”的传统意义，但红红火火的，多少也能添个过年的喜庆。

　　在旧时的北京，这一副春联里有很多讲究。它不能如现在一样是印刷品，必须要真枪真刀用毛笔和墨来写。写春联者，有端坐在正经店铺里的，多数是私塾的老先生或者落魄文人，也有人在当街摆个摊儿。《春明采风志》中说：“预先贴报‘书春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之类。”以此来招揽买者。旧时竹枝词唱道：“西单东四画棚前，处处张罗写春联。”这曾是年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盛景。

　　而在春联的用纸上，除寺庙用黄纸之外，其余都是用红纸。那时的红纸又分顺红、梅红、木红、朱笺、万年红等类，如同穿衣的布料一样，买者不同，用纸也不一样。旧时有俗语“大冻十天，必有剩钱”，说的是站在腊月的寒风里写春联，虽挣不了大钱，还是多少有些收入的。

　　这俗语中说的“十天”，是有历史原因的。那时卖春联和卖年画的都是在腊月十五开张，卖到腊月二十四收市。因为在有朝廷的时候，腊月二十四是官府“封印”休假之日。如今京戏舞台上，包括说相声的德云社均有“封箱”之说，皆是从这个传统而来。卖春联和卖年画的，也依循了这个传统。

　　腊月十五卖年画的一出动，比卖春联的还热闹。因为卖春联的要站在一个地方写，而卖年画的可以走街串巷。蔡省吾先生所著《一岁货声》中，专门介绍这些卖年画的人是“以苇箔夹之肩负”。更吸引人的，是在街头搭起的那些年画棚，一张张年画张贴在画棚里的秫秸秆上，人们既可以挑选，也可以参观欣赏。那里俨然成了一个个小展览会，经常是人头攒动。

　　画棚里不单卖年画，也卖春联、门神和吊钱。这里的吊钱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挂在窗前和楣上的，图招财进宝的吉利，一般过了正月初五要用竹竿挑掉。清时有“先贴门笺次挂钱，撒金红纸写春联”的诗句，说明年前要将挂吊钱和贴春联一气呵成来完成。这样的吊钱，如今在天津还有，在北京已经难觅其踪迹了。记得《一岁货声》中，有一段专门描绘画棚里卖货吆喝的热闹劲儿：“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批，饶福字。揭门神，请灶王，挂钱儿，闹几张。买的买，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

　　那时候卖的年画，多数来自天津杨柳青，粉连纸上，木版着色。《春明采风志》中介绍年画的内容：“早年戏剧外，丛画中多有趣者，如雪园景、围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之类皆是也。”民俗和乡土气息浓、接地气，很受大众欢迎。这种年画，俗称“卫抹子”。“卫”，可以理解，天津卫嘛，是指杨柳青年画来自天津，但是为什么叫“抹子”？我一直不得其解，是指这样的年画为手工操作，在木版上抹上颜色，再在纸上一抹而过，印制而成吗？

　　在我小时候还见过这样的画棚，一般位于天桥一带，卖“卫抹子”年画的也有。那时，我家常买的年画是一个胖乎乎的娃娃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鲤鱼上片片的鱼鳞都清晰闪光，自然图的是“年年有余”。不过这种粉连纸尽管柔韧性很好，但有些薄。后来，画棚渐渐消失了，买年画要到新华书店，那里卖的都是彩色胶版印刷品，纸张很厚，颜色更鲜艳，内容也更现代，杨柳青的年画因此渐渐失宠。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家曾买过一张年画，画的是两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每个人的怀里抱着一只和平鸽；还有一张是哈琼文画的年画，鲜花丛中一位年轻的母亲肩扛着孩子，孩子的手里拿着一朵小红花，向着天安门欢呼。

　　如今，多数人住进楼房，过年时，常常还能看到门前贴有春联，尽管都是千篇一律的印刷体，但我基本上看不到在自家墙上张贴年画的人了。有一阵子，流行过一段时间印着花花绿绿美女或风景的挂历；这一两年，又开始时兴印着各种图案的所谓“手账”，类似过去的日历或月份牌，但相比之下要奢华许多。也许是年老守旧，我不大喜欢这类玩意儿，还是更钟情过去的年画。想起前两年，在美术馆看到哈琼文那张一连贴在我家墙上好几年的年画原作，心里着实兴奋一阵儿。对孩子来说，一张年画的作用，不仅止于过年气氛的渲染，而且融进了成长的足迹中。

　　戊戌年即将到来之际，本版特邀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先生撰并书一联；特邀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晁谷先生创作犬年生肖画一幅，向《北京晚报》读者拜年！

　　对联释文

　　上联 义犬哮天迎紫气 春风化雨

　　下联 华龙逐梦舞东方 盛世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