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问题首先是态度问题，抱以真诚交流的态度，抱以好好说话、推心置腹的态度，才会有真诚流畅、直指人心的批评文字

　　没有批评的文艺不是完整的文艺，没有批评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遗憾的是，当前文艺界掷地有声的批评并不多见，因此大量批评文章不受读者待见。当批评成为没有读者的自说自话，也就失去了其效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自身出了问题，也即批评文风有问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一是语言过度学理化，导致批评文章无法被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毫无疑问，大多数读者并不具备专业理论素养，对学理性文章理解起来有困难。而很多批评家动辄用高深莫测的理论与繁复生僻的表达方式，导致笔下文字越来越拗口。文坛中有一种常见现象，做理论的看不起做批评的。这种风气加剧了批评文章的学理化倾向。其实，理论和批评从某种层面而言是两种文本体裁，所面对的读者和场景也不一样。好的批评并不依靠高深的理论和拗口的文字堆砌，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历经百年不衰，首要原因就是作者没有修改其演讲体这种与受众亲近的文风。在中国，李健吾、宗白华等人的批评文字流传至今仍不失效力，也与他们的亲和文风不无关系。

　　二是批评语言西化严重，削弱文章可读性。很多从国外翻译进来的理论批评著作被奉为圭臬，这些著作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翻译体，如大量使用长句、从句，语序混乱等，一些批评者在阅读中习惯这样的表达模式，进而在中文表达上进行模仿，普通读者接受起来就非常困难。有些批评者为了炫技，大量套用西方批评模板，把西方理论强加在作品之上，在文章前面有很长一段是脱离作品的自说自话；有些批评者为与外国理论挂钩而过度诠释与强制阐释，搬出譬如心理分析的“力比多”、女性主义的“凝视”、叙述学的“义素”“模态”、结构主义的“矩阵理论”等等。批评文章成为西式名词的大杂烩，而读者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批评家长期浸淫西方理论却食洋不化，学点皮毛，一知半解便大展拳脚、装腔作势，阅读文艺批评文章成了“啃天书”，读者自然也就敬而远之了。

　　三是批评语言不灵动，阅读体验不佳。批评不只是明辨是非，也不只是盖棺定论，而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味。钟嵘《诗品》对诗人的排序引起不少异议，但因其独特的体例和优美的文笔历经千年而不衰；王国维《人间词话》得以流传很大原因在于其本人精于诗词而使得批评著作有了诗性；钱锺书《谈艺录》等关于古典诗歌的批评融入大量中西文艺理论，本是较为深奥的，但因其博采众长的胸襟与独特审美让后人反复咀嚼。鲁迅在《门外文坛》提出“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也可看作对批评文字的要求。当下有不少作家的序跋和创作谈流传较广就是源于这些文字是发自内心、愿意交给所有人的。灵动的批评不仅需要作家“腹有诗书”，更需“情动于衷”“文气贯通”。

　　总之，文风问题首先是态度问题，抱以真诚交流的态度，抱以好好说话、推心置腹的态度，才会有真诚流畅、直指人心的批评文字。消除语言接受障碍并不是说批评家必须彻底转向通俗、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进而迎合受众，而是要端正批评的态度，富有批评耐性，打磨出生动而富有灵气的批评文字，用优质的作品召回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