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冰嬉图

　　冰，晶莹剔透；雪，洁白灵动。叹雪地冰天，觉造化神奇。观冰雪运动，知竞技巧妙。刚刚结束的冬奥会闭幕式中，北京八分钟惊艳全场。羡慕钦佩之余，遂有探求冰雪文化渊源之思。

　　古典文献中关于冰雪的记载甚多，结论和数量惊人。可以断定，中国古代冰雪运动“空白”论是非常离谱的断语。在查阅过程中，耗时费力不少，也获益良多，越发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美好。

　　隋朝时东北人骑木而行

　　现代冰雪运动已经比较普及，其最初必然源于生活。《隋书·北狄传》有记载：“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狢，衣以鱼皮。”

　　南、北室韦皆为我国古代东北部少数民族，在北方严寒，积雪甚深的地理环境下，当地人创制“骑木而行”这一安全省力的交通方式。可以想象，农牧民驾驭木制滑雪工具，在林海雪原间行走、狩猎、游戏的风采。

　　无独有偶，《新唐书·回鹘列传》云：“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相比《隋书》的平铺直叙，《新唐书》这段绘声绘色的记录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乘木马驰冰上”较之“骑木而行”，不仅形象具体，在骑乘舒适度和速度方面，也有所改进。“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这分明是现代滑雪板、滑雪杖的前身。“蹴辄百步，势迅激。”极具动感的高速运动，使进化为体育竞技成为可能。

　　有一点值得注意，《隋书》中北室韦人是骑木滑雪，而《新唐书》里的木马突厥人是驰行冰上。古人作文，用字考究，不知该两处冰、雪意义是否一致。但在现代竞赛中，冰上和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有明确刬分。或许因为都播、弥列、哥饿支这三个部落经常骑木马飞驰于冰上，所以称其为木马突厥。

　　滑雪器具不仅有“木马”，还有“狗车”，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明清。其形制、尺寸皆有改进。《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二十有详细记载。“开元路有狗车、木马，轻捷利便。木马形如弹弓，长四尺，阔五寸，一左一右系于两足，激而行之雪中冰上，可及奔马。狗车以木为之。其制轻简。形如船。长一丈。阔二尺许。以数狗拽之。二者止可于冰上雪中行之。”很明显，此时的“木马”与今天的双滑雪板基本一致了，而“狗车”就是狗拉雪橇。

　　进入清代，冰雪运动渐趋规范化和多样化，这与满族人风俗有直接关系。入关前， 满族人长期生活于我国东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滑雪溜冰提供了便利。如果将这一特长应用于作战，可以增强部队的机动性。坊间曾有传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大将费古烈所部兵马皆善冰行，一日七百里。如果不借助行冰之器具，绝不可能达到如此速度。入关后，滑冰仍作为一项军训科目保留。

　　清代有“冰嬉”比赛

　　每年腊月，当北京西苑三海（指北海、中海、南海）冰冻坚实之时，就择期举行“冰嬉”，皇帝亲自校阅。乾隆皇帝作《冰嬉赋》，赋中特意说明“冰嬉之特创，繄国俗之相沿，匪独因难而见巧，正以鼔勇而争先，武以是肄，恵以是颁。”既告知“冰嬉”来由，又点明校阅目的，足以证明冰雪运动在当时的繁盛与普及。清代学者吴振棫所撰《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详细记载了冰嬉的内容和规则:“冰嬉之制：所以习武行赏，俗谓‘跑冰鞋’……始曰‘抢等’。去上御之冰床二三里外，树大纛，众兵咸列。驾既御冰床(亦曰拖床)，鸣一炮，树纛处亦鸣一炮应之，于是众兵驰而至。御前侍卫立冰上，抢等者驰近御座，则牵而止之。至有先后，分头等、二等，赏各有差。”

　　由《养吉斋丛录》一书可知，参加冰嬉士兵皆从八旗与内府三旗挑选，脚穿冰鞋。比赛时，皇帝亲临冰床（一种冰上交通工具），侍卫于冰床二三里外竖大旗，参选士兵列队旗下，令下，争相朝御座奔驰，及近，抓住御前侍卫停止，按到达先后顺序行赏，分头等和二等奖，这叫“抢等”。继曰抢球，兵分左右队，左衣红，右即衣黄，众兵争抢一球。

　　此外，《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有冰上“较射”表演。《清稗类抄·技勇类》又记载了一种叫“旗兵打滑挞”的运动，寒冬时节，于禁中，制成三四丈高的人工冰山，让表演者穿上带毛猪皮鞋，从冰山上直立而下，至地不倒者为胜，其险难可想而知。

　　以上几种冰雪运动“掷球”“抢等”“抢球”“较射”“打滑挞”等统称“冰嬉”。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为邦、姚文翰绘制《冰嬉图》，使我辈于二百多年后，有机会了解昔日的冰上盛宴。这些运动初起多系官方组织，且盛行于军营中。可以说，冰雪运动在中国是一个古老传统，流传有序，发展渐进，有专门的组织系统，有完善的规则制度。由此也更加证明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