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陶狗

当门吠客无亲疏 齐白石 画

十骏犬图之一 清代 郎世宁 画

　　王瑀

　　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人类文明对于狗都有正面的认识、高度的赞美。从虚构的神话到现实的表达，人们很早就开始用画笔记录下这些伙伴的身影，赋予它们忠诚、勇猛、机敏的品质与永恒的生命。

　　若论今天国人最熟悉的猎犬艺术形象，恐怕非《大闹天宫》动画片中伴随二郎神左右的哮天神犬莫属。事实上，猎犬也正是历代画家最爱描绘的犬类。从现存的仰韶彩陶上，我们便可以看到四肢开张、飞奔向前的猎犬图案。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有许多类似的形象。它们共同表现出狗对于人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为人类追击猎物，这也是像“狩”“猎”这样的汉字部首属“犬”的原因。

　　晋人傅玄在他的《走狗赋》中，赞美优秀的猎犬兼具鹰与虎的“劲武”，谈到了当时西域进献名犬的故事。自晋代以来，上层社会开始以驯养和搜求异域名犬为乐，而西域国家也常以名犬作为国礼进献给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这时的猎犬不仅仅只会狩猎，还要承担外交的职责。唐代诗人杜甫曾以一篇《天狗赋》尽显天宝年间宫廷所畜西域异犬的风姿。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室里，有一幅今天被命名为《架鹞驯犬图》的壁画。画中描绘了一位唐代内官装束的男子手擎鹞鹰，回首俯视着一只抬腿示好的猎犬。猎犬身体修长，双耳尖耸，正是佳犬的特征。另一边，一位胡人驯犬师恭敬地随侍其后。在一派融洽的画面氛围背后，是猎犬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礼仪功能的变化。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簪花仕女图》中，雍容华贵的妇人也挑逗着小狗，以此排遣宫苑生活的单调乏味。描绘异域进贡名犬的传统，直到清代乾隆时期才再度振兴。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乾隆帝分别命宫廷画师和西洋画家以中西不同画法所绘制的《十犬图》和《十骏犬图》。在《十犬图》册页中，我们看到画里的猎犬逐鹿、追兔甚至搏虎，尽显威猛；而分藏在两岸故宫的两套各自出于郎世宁和艾启蒙之手的《十骏犬图》，尽管作者及画面不同，但作为主角的十只贡犬却是一样的。《十犬图》与《十骏犬图》所呈现出的完全以描绘猎犬为主、去除人类形象的创作模式，对有唐以来的以狩猎图系统来描绘猎犬形象的画法而言，有了本质变化。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仍旧遵循原来的创作传统，画中一只猎犬反首仰望着主人，随时听从忽必烈的号令，画面呈现出浓烈的主仆关系。表现类似关系的场景，在出土于内蒙古宝山辽墓的壁画中也能看到。这座建造于辽代早期的贵族墓葬中描绘了一只守护于墓门前的黄犬，它仿佛听到了主人的召唤，正要抬腿前往。而在南宋佚名画家所绘的《搜山图》中，二郎神的哮天犬正在主人的指挥下追击妖怪。不过，这充满动感的画面，与后来的《元世祖出猎图》形成鲜明对比。显然，后者以静态的画面改变了之前动感十足的表现方式。

　　事实上，将狗描绘于植物环境之中的画法，在传世的南宋至明代绘画中并不罕见，而这些作品中又以“乳犬图”题材为多。现藏河北博物院的《萱花乳犬图》，以萱花和母子犬寓意母爱，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类似的作品还有同馆所藏的《鸡冠乳犬图》、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秋蝶戏犬图》、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秋庭戏犬图》以及日本大和文华馆所藏的《萱草戏狗图》等等。这类题材伴随着平民文化的流行，兴盛于两宋。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中，描绘了陪伴主人纺纱的家犬。五代画家关仝所绘的《关山行旅图》中，也用简练概括的笔触描绘了山关客栈中的狗，凸显市井生活气息。至于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里所刻画的朝着货郎欢蹦而来的母子犬，在现实表现能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这些画面中的狗，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伴侣，守护着主人的安全，伴随着主人的喜怒哀乐。

　　晚清的画家们同样十分喜爱描绘庭院中消遣嬉戏的小狗，任伯年便有不少此类作品传世。这种画狗的传统，后来成为工笔绘画的重要一支。近代画家如张善孖、刘奎龄、刘继卣等人都有类似的绘画精品流传下来。不拘一格的齐白石则在继承这一传统构图模式之余，开创性地用简笔线条的造型方法使狗的形象跃然纸上，画面上辅以题词，既增加了趣味，也丰富了画意。他还自称“青藤门下走狗”，以表达甘拜先贤为师的自谦之情。黄胄素有画狗“天下第一”的美誉。他一生爱狗知狗，用速写、素描、水墨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了大量不同形象与品质的狗。画中，它们有的为边民放牧，有的伴驼队探险，有的与主人嬉戏，有的陪战士戍边，可谓集历代画狗之大成，把狗与人类的相亲相守刻画得淋漓尽致、动人心扉。

　　古今中外的人们为这些最亲密的伙伴画像传神，而这也是我们与它们千百年友谊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