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古时又称上元节。在《红楼梦》中有三次记述上元节。一次是第一回,讲述在正月十五,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被家人霍启抱着去街上看花灯。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等他回来,英莲早已经不见了。上元节本是一个高兴的日子,却因为家人的不小心而酿成悲剧。
再次是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此时的大观园一派欢乐景象:“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灯,是防风的风灯,是用各色水晶玻璃制作的,灯光通明宛如“银花雪浪”一般。花,是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在树枝上。“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制作的。元春是皇帝的贵妃,大观园相当于离宫别苑,此时的上元节是颇具皇家气派的。
其次是第五十三四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母与家人设宴看戏。看戏的地方是在花厅里,“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联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每一席前竖一柄漆干倒垂荷叶,叶上有烛信插着彩烛。荷叶乃是錾珐琅的,活信可以扭转,这时候,大家皆将活信向外扭转,从而将灯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为了看戏不受影响,又将门窗全部摘下来,在“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宫灯,宫灯下面垂挂五颜六色的流苏。因为戏唱得好,哄得贾母开心,便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用小簸箩“去向桌上的散钱堆内”,每人便撮了一簸箩,对戏台上说,老祖宗赏钱!随即“向台上便一撒,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之后是吃元宵。元宵之后,两个婆子带来两个常在门下走的女先生,也就是女性的说书艺人,在席上说故事。说完了故事,“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搬演助兴,之后是击鼓传梅,鼓声停止,梅花传到谁的手里,谁就要讲故事,或作一首诗。最后是放花炮。花是烟花,炮是爆竹。又命小戏子们打了一会“莲花落”,“撒了满台钱,命那些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听戏、放花炮,吃元宵、观灯倒是次要的了。
贵族府邸里面的上元节大抵如此,皇宫里的上元节更是奢华无比。这时候要安鳌山灯,扎烟火。鳌,是传说里龙的一种,把千盏万盏的彩灯摆成鳌的形状,故曰鳌山。到了清朝,鳌山做得更为精致,汪启淑在《水曹清暇录》中写道,在乾清宫前面搭设的鳌山,“于上年秋时,收养蟋蟀”,摆灯的时候预置其中,大宴之后助兴的音乐停止,所谓“宴后乐止”之际,“唧唧声自灯中出”,隐隐传来昆虫的鸣叫。鳌山不仅摆在御苑里,也摆在午门前面。御苑里的鳌山“特召”大臣,午门前面的鳌山“特赐”百姓观赏而与民同乐,而且要给官员放假十日,后来缩短为五日。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在东华门外设有灯市,灯是各色彩灯;市是买卖的市场。白天逛市,夜晚逛灯。后来迁到灯市口一带,又后来转至前门大街,热闹的上元节与繁华的商业融为一体了。
史载,在明代,十五之后,十六晚间,京城的年轻妇女“多着葱白米色绫衫”,联翩而行,谓之“消百病”;穿过护城河上的桥梁,谓之“走桥”,也叫“度厄”;用手触摸城门上的门钉,谓之“摸钉儿”,祷告生男丁之意。这些妇女身穿的绫杉,则称为“夜光衣”。又据清人纽琇的《觚賸》记载,到了清朝,则是在京城元夜,妇女们联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阳门下,摸钉乃回。”时人有诗曰:
正阳门外芳菲节,月明如雪灯如月。
有灯有月恰宜人,街鼓咚咚鸣不绝。
长安女儿最倾城,口脂面泽含芳情。
一生不识长安道,试问灯前踏月行。
怪的年来瘦无力,频邀待诏施方术。
只因未上正阳桥,百病交加减颜色。
白绫衫暖逗蛾新,争从桥畔步纤尘。
小姑扶嫂姊将妹,恼杀长安轻薄人。
三三五五同游伴,共指腰身祝强健。
终年不赛药王祠,育女生男悉如愿。
从来不怕汉金吾,何况坊司吏卒呼?
归来夜半浑无事,又觅荆箕候紫姑。
城里的上元节是这样,郊区也别有情趣,农民们在二亩大空场上,用玉米秸秆结扎为棚,在上面悬挂各色彩灯,这个棚子蜿蜒曲折,走进去便很难走出来,这样的灯也有一个名字,叫“黄河九曲灯”。
还有一种习俗,说是金朝的时候“治盗甚严”,治罪以外,还要给被盗之人以七倍的偿还,然而在正月十六那天,《松漠纪闻》说,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这个习俗传至元朝,到了明初仍在流行,名曰“放偷”。而清代的北京,则流行一种“催灯梆”,大意是,在上元夜晚,人多而易生是非,官府担心出事,于是想出一个缩短时间的主意,叮嘱更夫把三更打成五更,“所谓三更便打五更”,为了做好这事,官员们预先雇来数十名乞丐,如同兵卒一样穿上号衣,分为三拨,以东城的北新桥为中心,西边是“满军”,北边是“蒙军”,东边是“汉军”。二更时三支队伍相遇北新桥,按照预先布置的方位站好,号令一出,群梆敲起,声震数里,游人奔赴以为奇观。而这时的更夫也非常卖力气,据《春明采风志》云:“递换梆点,如曲牌然”,“人皆看梆而不看灯”,本意是催促逛灯之人早早散去,却适得其反使游人留住脚步、灯会晚散而为识者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