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在分析刘禹锡性格时，往往会以游玄都观诗为例。刘禹锡从贬所征还，游玄都观，作诗一首。据说此诗被人解读后，告诉当政，刘又遭外贬。“紫陌红尘拂面来”以及“百亩中庭半是苔”两首诗到底反映了刘禹锡怎样的性格？是否如通行文学史所说的“倔强”呢？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关于刘禹锡两题玄都观诗事的说法流传甚广，中间尚有疑惑不解处，以记载时间先后将材料罗列如下：

　　——刘禹锡自说。《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诗《引》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本事诗》说。“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文中“太和”乃“大和”之误。

　　——《旧唐书》说。“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

　　刘禹锡自说未涉及他人与自己的仕途。如依刘《引》所述写作本事，则二诗仍触景生情，寄托感慨。诗《引》交待作诗缘由，以记时记事为主。《本事诗》说，除刘自序内容外，添加了“紫陌红尘拂面来”诗传播及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旧唐书》说大致承《本事诗》，但稍有不同，不仅保留《本事诗》有关第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的效果记载，又增添了第二首诗“百亩中庭半是苔”引起的后果，以及“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的直接评价。

　　为准确分析刘禹锡的性格，这里对三则材料做了比较。材料一以自序交待作诗原因；材料二添加了第一首诗在传播中产生的影响；材料三在《本事诗》的基础上，保留了第一首诗传播影响的记载，又添加了第二首诗在传播中的影响，而且两次提到“执政不悦”。《旧唐书》的最大改动是增加了社会舆论以表示修史者对此事的评价，所谓“人嘉其才而薄其行”，这其实是很重的一句话。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常处在一种不断递补的过程中，有时会让人们更加明白事情的始末和真相，有时也会因添加不妥做了错误的引导，而让人们陷于迷惑之中。

　　就材料探讨刘禹锡性格有两条线索，结论是有差异的。一是如刘自述，他就事论事，只关注诗歌写作，先后两次都是即景叙事抒情，有寄托。至于二诗所产生的影响，他并不知情。这样可以归纳刘之性格：自信中稍有自负。二是综合《本事诗》和《旧唐书》记载，二诗均被人过度阐释，产生不良后果。这样即可归纳刘之性格：自信而且固执，甚至不明智。但这里有一问题：刘是想入朝做官的人，他如果明知第一首诗已惹下麻烦，为何又写第二首诗再去找麻烦。这样岂不是自寻烦恼，有意做事与愿违的事，此于情于理难通。

　　两题玄都观诗确实给我们解读古代作家性格带来了许多启发。三则材料其实有两种传播路径：一是刘之自述，《本事诗》和《旧唐书》也是尊重这一材料的，都如实引用，个别地方文字稍异；二是《本事诗》和《旧唐书》新增内容，虽是传闻，也一定有真实的成分。这样，对写作者而言，他并不一定知道诗歌写作引起的后果，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将诗与自己被贬联系起来，故“紫陌红尘拂面来”诗记一时之事，后因再题“百亩中庭半是苔”诗，以俟后游再有题作，如此而已。至于《本事诗》和《旧唐书》所记则反映了另一事实，有人利用刘禹锡诗做文章，有意把诗中的描写和情绪上纲上线，对刘陷害并得手。记录者则将传闻尽量和刘两度作诗两度被贬做了因果联系。这样推理情理上容易被人接受，将刘两次被贬归结为两次题诗的影响。如果说如《本事诗》所载，第一首诗已产生严重后果，那么，刘禹锡写作第二首诗就是明知故犯了，这样是否低估了刘禹锡的政治智慧？毕竟，他跟随杜佑多年，又经历了“永贞革新”的浮沉。

　　一般情况下，文学史著作都会引这两首诗来说明刘禹锡的性格，但如何解释，还可以讨论。如果刘禹锡是在不知道第一首诗的传播影响的情况下，事隔十多年又写下第二首诗，那只能就诗歌内容和刘之自述来推论其性格，这样可以说刘诗表现出感伤（第一首）、自信（第二首）。如说二诗表现出倔强的性格，似为不妥。

　　（作者：戴伟华，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