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丕立

　　冲过大风雪

　　他们坐在雪橇上

　　……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我们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

　　……

　　药店里传来了带着风雪味的歌声，我听得入了迷，“嘭”的一声巨响，将我从冥想中拽出来，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用脚踩开了手摇滚动式爆米花机的揭盖，将白花花的爆米花装进塑料袋。

　　眼前的情景迅速切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雪天的上午，民伯伯正给四伯母炸米花。

　　庄上附近几户数四伯母家火塘最大，用了青石板框架拦边。四伯母的孙子胖儿和我同龄，常常邀集与我们不相上下的小朋友去他家玩。我们常常跳下半人深的天井中玩“踢毽子”“踢房子”的游戏。玩累的时候，就全部坐在他家火塘边的枞木椅上，不是去烤火，而是去分享四伯母在火塘中的食物。吃到兴味浓时，四伯母会吟唱一些儿歌：“乌漆麻黑，认又认不得，嚼又嚼不烂，耽误两碗饭……”

　　民伯伯坐在靠近堂屋的天井旁，他头戴黑色鸭舌帽，左手拉着风箱，倏地，随着“嘭”的一声响，爆米花便四散而出。孩子们都围拢上来，争先恐后抓一把泡米往嘴里送。

　　四伯母站在堂屋的火塘边，用筷子搅起一坨坨的红薯糖，再放进茶盘的爆米花中，揉紧，切成一块块薄薄的米花糖。

　　大集体时的记工分员叫张春林，他一个人坐在四伯母火塘边。其实，他是来找我父亲下象棋的。父亲外出为我筹学费去了，他见隔壁热闹，就转了过来。听大人说，他相亲看上的女孩对他不太满意，可此刻，他正津津有味地哼着：“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那时的他居然能唱出如此别样的歌，我忍不住捡起我父亲对他的那句评语——文化人呐！

　　四伯母瞅着他看了好一会，递上一大块米花糖。“哎呀，四伯母，这怎么要得呢？”他脆生生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安。“这么帅气的小伙，女方是什么眼睛啊！”四伯母有些抱不平。

　　第二年春节时，我已成了初中生了，民伯伯家杀了一只鸡，他请我去他家吃饭。我有些犹豫，民伯伯是我父亲的堂哥，他曾声明过与我父亲划清界限，但是我没能抵挡住民伯伯那慈祥的眼神，更是没能挡住他家飘出的鸡肉香味。

　　桌上的土炉子火正旺，鸡肉在炉上的土钵中不停翻滚，民伯伯夹了好几块鸡肉放在我的碗中，他一个劲喝酒，回顾了我父亲与他的童年生活，两个幼年失怙跟着奶奶长大的孩子的辛酸成长历程。他很快醉倒在床上。

　　暑假回去时，胖儿一家已去了沿海打工，只有80多岁的四伯母双手搁在自家的围墙上，身后那片老宅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瓷砖贴面的楼房。“哎——”一声沉重的叹息仿佛从她的胸腔迸出，一滴清泪从她眼角滚下来，“春林多年轻啊，说没就没了。”原来，春林哥在田间垛草时被一条过路狗咬了一口，我父亲见他手有些颤抖，劝他去医院打一针，可春林嫂以为他是借口买烟抽，没给他钱。我的耳中一次次回响那首“铃儿响叮当”，我的心一直隐隐作痛。

　　又一年春节来到，民伯伯腊月三十送灯，在给奶奶焚香时引发山火，赔偿了山林主人两千多元，从此他开始痴痴呆呆。几个月之后，七十多岁的他撒手西去。他的墓冢紧挨着张春林，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不再为生计苦恼。

　　春节过后没多久，四伯母半夜起床上厕所摔到了阶沿下，没有进医院，只在床上躺了一月余就升天了。

　　像一阵风吹走地上的浮尘，十几年间他们都归入了黄土，可那些生动的故事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不去。若是他们生活在各方面有保障的现在，脸上一定笑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