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杨少衡，1953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4年毕业于福建龙溪师范，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市机关部门工作。

　　198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漳州市文联副秘书长、漳州电视台台长、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漳州市文联主席、漳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海峡之痛》，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尼古丁》等。

　　杨少衡擅写新现实主义小说，他用独特的视角透视现实。

　　他当过知青、碾米工人、乡村教师以及干部，丰富的经历是他描述乡土中国真实容颜的基础。

　　他聚焦于基层官场，但又与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距离。

　　杨少衡笔下的故事多集中表现官员这个特殊群体，以新的文学人物和认知透视当下的社会与人生。

　　3月17日，当记者向杨少衡请教什么是新现实主义小说时，他笑着说：“我的小说算是吧！”

　　篇幅取舍 存乎一心

　　2017年初，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之后，许多观众提起了回看小说的兴致，反腐题材因此成为一个热门阅读题材。

　　擅写官员题材的杨少衡当了回 “幸运儿”。其创作的《风口浪尖》出版后，再次被邀请与《人民的名义》小说同步上线。长篇小说选刊的推出，让他的作品一时热销、重版加印。

　　“我这人网络社交不活跃。早些年有人开了‘杨少衡吧’，我虽不发布东西，但却时常浏览。”杨少衡告诉记者，贴吧成了他吸收读者需求的一个途径，他也很重视读者中肯的意见。

　　中篇小说是杨少衡创作的主要方向。他坦言，中篇小说的完整性相较长篇弱化，但是一个长篇有时需要五年，甚至十年，而中篇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发表问世也快。在一次中篇小说选刊颁奖会上，杨少衡也提起了自己创作中篇小说时的疲惫感，担心题材重复，提出想转而写长篇。一位文友批评说：“你写20个中篇不算多，写满50个再说吧。”文友的话触动了他，让杨少衡暂时压下了转战长篇小说的念头，继续写中篇。

　　篇幅长短是一个问题，杨少衡感觉作品如何抓住读者尤其重要。从他的角度来说，个人情绪在创作中难免会放大，因此阶级的悲剧感就显得突出。“过于平淡的结局，不易打动读者，这是我写作中很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的体量大，可以写得充分，重复的概率小。当然写长篇对我的把控力，也是一种挑战。”

　　杨少衡近期的长篇小说《起落沉浮》（暂名）就显得比较特殊。该小说由7个中篇组成，4年完成20余万字。杨少衡将其称作“系列中篇”，主要描写一位官员从县委副书记到市长的经历。这7个中篇发表后都被转载，“虽凑起来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构思除了考虑各部分的完整，也要兼顾全局。汇总时则要剔除重复的交代，让它成为一个整体”。

　　在这4年时间里，杨少衡穿插着写了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在他看来，短篇小说是片段，中篇小说是故事，长篇小说是人生。这也是他对篇幅长短的取舍标准：依据内心对题材的感悟来做取舍。

　　做现实的观察者

　　在杨少衡的履历里，他当过知青、工人、教师、领导秘书，再下到乡镇任职，后到市、省机关单位工作。这些丰富的经历给了他磨炼，另一方面也给他人生阅历。他成了观察者，心思细腻，透视现实。

　　这些经历也成了他小说的题材、素材、人物、故事以及思想的主要来源。如今，杨少衡已经退休，他告别工作岗位之后，写作的灵感又来源于哪里？

　　杨少衡发现，一些作家写作慢慢远离了生活，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接触面越来越窄，敏感度随之降低。杨少衡坦言自己可能也会陷入同样的境地，“所幸，我的朋友乐意和我分享所见所闻，我本人也还感兴趣”。事情真切，加上杨少衡独特的观察视角，时常能勾起他的创作冲动。

　　“我不会刻意地去找灵感，都是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去感悟。这可能是一种能力，保持对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经常去观察、思考、接触。”杨少衡对自己灵感来源持如是看法：细水方能长流。

　　先感动自己，再去感动读者，这是作家常有的创作意识。但杨少衡却不属于这类感性作家，他眼中的世界相对冷静。“有了灵感后要琢磨语言、情节等。我要琢磨读者，如果让读者猜透你故事的情节，那就没有读下去的兴致了。”杨少衡说。

　　“早年我就被指出作品没有激情，既然不擅长写感情戏，那么我就扬长避短，冷静中带点幽默和反转。”杨少衡自嘲不是激情型作家，只好扬长避短。在他看来，这可能是因为观察视角与他人不同，所展现的情感自然也有所不同。

　　2月10日，“林继中点评杨少衡新现实主义小说读书会”上，中国社科院大学于闽梅教授评价道：“杨老师表现的是另一种感情，父爱、母爱，朋友之情，上下级之情。”杨少衡说，这些也是人间之情，也是他最擅长的。

　　“看到美好事物与自己内心遥相呼应，不禁啧啧叫好。”杨少衡说，他对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有寻根究底的冲动，这正是完成小说所必需的探求欲。

　　点燃历史的“烽火”

　　可能是因为离开工作岗位的缘故，虽然杨少衡密切观察着周边的社会生活，但他自己的创作领域也在变化。对历史题材以及散文的创作有了更多的青睐。

　　从注目现实到探究历史，杨少衡又是如何在进行转变？

　　“我还是依托我的经历。”杨少衡介绍他的作品《地下党》时说，这部小说的出炉，离不开他的经历。他曾在漳州市委组织部编写地方组织史，梳理了当年闽南中共地下组织的大量资料，于是产生了动笔的念头。

　　杨少衡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杨母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闽南地下党，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也有了他创作小说《地下党》的灵感源泉。

　　“有一次帮父亲整理照片，一张三位男青年的合影引起了我的注意。”杨少衡说起创作此类题材的缘由，“父亲告诉我，那是解放初期的南下战友，他们三人相聚在长泰县城开会，会后到照相馆合影。其中一位叫侯虎江，他在这张照片拍后第二天，于长泰坂里组织民工运粮时被土匪包围。他冲出包围，引开敌人，最终牺牲在河岸边，临终前还将枪拆卸扔到河里，防止土匪使用。”这张照片带给杨少衡很大冲击。“我在坂里教书时就对侯虎江的事迹有所耳闻，却不知道与我父亲还有一段渊源。” 这个故事也成了杨少衡下一部小说里的重要情节。

　　“在保持真实性的情况下，需要找到与现代读者共鸣的地方，不然读者为什么不去看历史教科书而要看小说？”杨少衡认为，需要探索历史题材和现代读者的契合点。因此，他也不断为自己充电，紧跟时代精神。

　　杨少衡回忆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友交流的黄金时期，漳州的作家群体经常在一起讨论，分享自己近期作品，指出对方作品中的一些不足，直言不讳，做彼此的第一读者。“现在大家见面几乎不谈作品，各自闷头写作。”杨少衡对此现象表示有些遗憾。

　　创作让杨少衡的生活饱满而有趣，他通过自己的笔，透视出现实的“影”，这种透视源自他对现实的熟稔：“假如我是名企业家，我的‘生意经’就是我的故事；假如我是名教师，那我的故事就来自校园。而我的经历始终在机关单位，我熟悉，我自然适合写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