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樱

　　方入三月，这日长沙微雨，北风三级，谢璞老师离开我们，走了！

　　泪流满面，静默许久，我才鼓起勇气从藤椅里站起身，去书柜里翻出那本出版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阿鹰》。当时有许多故事情节成日折磨着我，于是我终日流连在稿纸上，将那些缠绕着我的内容写下来，《阿鹰》书稿完成后，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却又担心它入不得行家法眼，于是怯怯地将书稿送给了一直鼓励我的谢璞老师……如今，时隔二十多年，摩挲在手的《阿鹰》是那种陈旧清凉的触感，翻开，在突然泛起的泪眼里，最先跃入眼帘的是谢璞老师为《阿鹰》所作的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处女作《滴翠的连理枝》在《年轻人》杂志发表，作品后还附有一篇小评论《一线清泉》。后来，谢璞老师告诉我，当时《年轻人》杂志编辑部收到来自偏远山区的投稿，觉得稿件写得不错，便将稿件呈送主编，主编读后将稿件拿给了时任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的谢璞老师。谢老师读后马上给《年轻人》杂志的主编打电话：“好苗子要好好培养”，并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小说写了小评论《一线清泉》。当时只有三千字的短篇小说，谢璞老师却写下千余字的评论，这温暖的“清泉”长久地滋润着我的文学梦。当我从舜皇山里走出来，走到岳麓山下；当我的作品从《滴翠的连理枝》出发，走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领奖台；当16岁的文学爱好者，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长沙市作协主席……这一路的收获，不正是当初遇到了谢璞老师这样的“伯乐”吗？

　　我17岁那年，获得了到省城长沙参加两个月文学培训的机会，培训班要求每位学员必须交70斤全国粮票，可是农家没有粮票。为了把握住这次学习机会，父亲凌晨3点带着我从山里出发，扛着70斤大米步行9个小时赶到县城火车站，又乘了16个小时慢火车抵达长沙，再从火车站步行1个小时来到位于八一路的湖南省文联院内。但报到处不收大米只收粮票，正当父亲一筹莫展时，一位与我父亲年纪相仿的男子走了过来，他中等个儿、头发中分，模样儿挺和气。他向工作人员询问了解情况后便笑了，说：“报到处的确不收大米，但我可以收，回头我就把粮票送过来。”没想到争辩了半晌的麻烦事，就这样轻易解决了，这时工作人员笑着提醒我：“还不赶紧谢谢？这是谢璞老师！”父亲不善言辞，上去握住谢璞老师的手却说不出话来。谢璞老师了解到我便是《滴翠的连理枝》的作者，非常高兴。后来我到长沙读大学的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谢老师家，并把新作品送给谢老师指点。当时谢璞老师与长子乐健两人的收入要负责一家六口人生活，但谢璞老师全家人都当我是自家的孩子一样疼爱，师母是“全职太太”，她节俭、善良、温厚……我曾许多次在傍晚陪她去燕山街菜市场买“落脚”菜，因为那时价格会便宜一半。谢璞老师非常敬重师母，每次回家事无巨细要先跟师母聊一聊，师母也是他最忠实的听众。谢璞老师对家庭的态度也长时间影响着我。

　　因《一线清泉》点评结缘，至今已是37年过去，这期间，谢璞老师如父亲一般关怀、培养我，谢璞老师和他的家人们也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次去谢老师家，我喜欢翻谢老师家的书柜，他的书柜分类摆放着《无边的眷念》《忆怪集》《血牡丹》《美妙的夜空》《海哥和狐狸精》《摆子寨逃出来的孩子》《珍珠赋·谢璞散文选》《小狗狗要当大市长》《打败了烦恼》等三十多部文学著作，其中我最喜爱的小说《芦芦……》至少读了10遍！

　　谢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部新作品问世都要先给家人阅读。“一个作家，如果他的作品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看，那一定是有毒的！就像菜农，他种菜卖给别人吃，自己却不敢吃，就说明这菜有问题！”谢老师总是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比方教导我们如何判断文学作品里的“香花和毒草”，叮嘱我们时刻要记住：“作家，是播种阳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