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大家在微信上转徐兆寿的一篇文章，名叫《乡土文化何以复兴》，内容很丰富，从中可以看出，徐兆寿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学者和作家。他既搞创作，又搞研究，且研究的内容很丰富，新世纪初搞过两性婚姻社会学的研究，后来搞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在又搞电影研究，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始终未断，所有这些都成为他与别的学者、作家不一样的符号。陈晓明说徐兆寿的小说是“新人文主义小说”，有一定道理，我的总体感觉他仍然是知识分子写作。不论之前的《荒原问道》，还是现在的《鸠摩罗什》，总体都是在写作家精神归属的问题。《荒原问道》中，他探讨了知识分子精神究竟要在什么地方栖息，这是一个终极性的追问。《鸠摩罗什》不仅关心当下，而且回到传统，探讨中国古人是如何安放灵魂的。这可能也预示徐兆寿创作的某种转向。

　　关于鸠摩罗什的材料不是很多，兆寿能把他写成这么长的一部作品，显然与作家的想象有关，这种虚构能力要非常强大才行。这不仅与他之前丰富而持久的长篇小说创作经验有关，而且与他十多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丝绸之路文化有关。没有这些，想象力就无力展开。

　　比如历史上关于鸠摩罗什在凉州的记载非常简单，也基本上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徐兆寿的理解不一样。历史上批判鸠摩罗什在凉州的十七年被吕光禁锢，无所作为，而赞扬他在长安的诵经功德。徐兆寿认为，这种认识对历史和鸠摩罗什都是不适宜的。小说中写到鸠摩罗什到了凉州以后，他看到凉州的那些文人，对于道德信念的矢志不渝，他被震撼了。在一旁站着的阿竭耶末帝也感慨地对他说：“这里的文化与我们的不一样，看得人惊心动魄。”鸠摩罗什则道：“是啊，中土人伦教化深厚，读书人多，人心皆有所指，所以，不必有佛法的地狱来震慑就可达到目的。”的确，可以想象，对于外来的、从小接受西域文化构成的人，在遭遇儒道两家精神养育的凉州士子们以生命谱就的巨大气场，其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过去人们对鸠摩罗什的写作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细节，人们都是想当然地觉得鸠摩罗什一帆风顺地来到凉州，然后又到了长安，顺利地翻译了佛经，没有想到鸠摩罗什遭遇的语言问题和文化信仰的问题。但兆寿不仅意识到了，且将其想象成为一场艰难的转折。于是，这就有了在凉州学习语言、观察中土人文风俗、学习儒道两家文化的种种描写。这些在史料中几乎没有，都是兆寿研究和想象所得。

　　再比如鸠摩罗什如何利用皇权传播佛法的具体描写。在凉州和长安，鸠摩罗什都要处理宗教与皇权的关系，历史记载中非常简单。且在中国人的想象中，佛教是方外人士从事的事业，自然就要离皇权远一些，不必去参与政事。但徐兆寿看来，宗教一定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光大，这是当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得以光大的最大路径，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并奉为意识形态后才得以真正地发展，佛教在阿育王时代以及贵霖帝国时代也是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才有了两次大的发展，伊斯兰教真正是政教合一，这是三大宗教发展的最大的原因，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不同，它在鸠摩罗什的时代靠皇权而得以发扬光大，同时，也因为后秦过分看重佛教的教化，大家都去修庙宇去做和尚，导致十室九空，国力便逐渐衰落。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再比如，徐兆寿在处理佛教进入中士后与儒道两家的关系上采取了平等互待、融和发展的处理方式，是非常难得的。但凡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时，总有一些人会极为推崇外来文化，而贬低自己的文化。在唐时的《广弘明集》中也一样。那时因为崇尚外来的佛教文化，所以便有人推崇佛教，而贬抑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徐兆寿不同，他让鸠摩罗什以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的态度来对待佛道儒三家，体现了鸠摩罗什身上那种众生平等的包容精神。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关系都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还比如，有一段讲到在姚兴那个时代，鸠摩罗什被聘为国师，包括他的弟子，都委以重任。这些内容令人惊讶。为什么会如此呢？历来似乎没有多少人研究清楚。后来我看到徐兆寿在一些地方讲到他为什么这样写：在我们意识中的东晋可能是一个大一统的以儒家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存在，但是他发现前秦和后秦以及整个的西域是不一样的。前秦和后秦以及广大的西域是以佛教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存在，与东晋以儒家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不一样的，这才有了鸠摩罗什这个国师，这也才能解释鸠摩罗什为什么在西域如此重要，因为他是那片地域的精神领袖，谁拥有他就拥有了世界，所以前秦皇帝苻坚和后秦皇帝姚兴不惜发动两场战争把鸠摩罗什抢到自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鸠摩罗什便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和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这种认知和发掘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通过《鸠摩罗什》，徐兆寿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