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打开电脑写作，平均一天写六小时以上。

　　见过叶兆言的人，都说他谦虚。在他与文学的关系中，这份谦虚更加分明。他说：“这个世界不需要我的文学，但我的人生需要文学；文学少了我无关紧要，但我少了文学就很糟糕。”

　　他说话语速飞快，这也是南京人的特点：想怎么说怎么说，没主题也不负责。但是一到讲台上，叶兆言就不太能说了，他喜欢私下里的清谈，喜欢无主题变奏，喜欢像朋友一样坐着聊聊近来的写作、阅读、生活状态。

　　《南京人》 里写遍了南京城每个角落的烟火气：“南京人是很难概括的，因为南京人的秉性向来让人捉摸不透。”也许是出生地的原因，南京让他觉得分外踏实，他写起南京来得心应手：“作家写作，脚下必须要有一块坚实的土地。我们必须站稳了才能说话，或者说屁股底下要有张椅子，南京就是我心中的那张椅子。”

　　新书 《无用的美好》 封面上印着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必读书，读书不过是一种缘分。“看起来是新书，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最早的可能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了，有随笔，有在各个高校的演讲稿。人生有很多事情，不能用‘有用’或者‘无用’来衡量，阅读也是一样。喜欢文学是一种缘分。”叶兆言说。在大多数时候，叶兆言只不过在完成自 己与人生的一些缘分。

　　和文学“先结婚，再恋爱”

　　“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会怎么样，不写作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伪命题。”

　　1974年，叶兆言高中毕业后，受“文革”影响，他到工厂里当了四年的钳工。虽然只当了四年工人，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它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在那段岁月里，他学习摄影、机械制图、微积分，最重要的是随心所欲读了很多跟文学有关的书。

　　这段工人经历让叶兆言意识到：只要自己愿意，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想读书的愿望别人阻止不了。

　　“我当工人的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必读书，也没有那些可以用来启迪人的心灵鸡汤。没有了这些书，我们的阅读便会很自由。”叶兆言说。

　　1977年，恢复高考。抱着“在那个年代学理科更实用也更安全”的想法，叶兆言报了理科。没想等到报名的时候，却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眼睛体检不合格，不能报考理科，只能选择文科。匆忙上阵，准备不足，他第一次高考落榜了。

　　落榜不久，叶兆言很快又去参加了市机械局办的工人大学录取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热处理专业。上了一天课后，他发现自己对热处理毫无兴趣，就主动退学了。经过了一番波折，1978年，叶兆言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直至1986年夏天，攻读完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课程，他在南大度过了将近8年时间。

　　谈起大学，叶兆言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厕所里的气味：那时候，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学校到晚上是要拉灯的，到了晚上十点，除了过道和厕所，所有的灯光都被强制拉灭了，而学生为了多读一会书，便端着凳子坐在过道里看书。过道的灯很暗，靠近厕所那里才会亮一些，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苦读，叶兆言就是其中一位。

　　在大学里，叶兆言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发表小说，都没有使他下定决心要当作家。他只是觉得一个人业余写点东西挺有意思，写作是一种能力，是个人就应该具备这种能力，学中文的人更是马虎不得。直到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写的东西开始多了，他才慢慢地走上了文学不归路。他形容自己和文学是“地地道道地先结婚，再恋爱”。

　　20世纪70年代末，叶兆言开始学写小说。他形容起初的写作是“偷偷摸摸”的，之所以说是“偷偷摸摸”的，是因为当时他不相信自己能写，不相信自己能写好。他坦言自己一直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垂头丧气。

　　在大学的几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尝试了，发表和出版了一部分，其中不乏退稿和改稿的经历。《枣树的故事》 最早写于1981年，因为不断地退稿，他不停修改和改变叙述角度，才最终出版。

　　他回忆：“仅 《青春》 杂志这一家退稿就不会少于十次。多年来，我一直忍不住地要问自己，如果小说始终发表不了，如果持续被退稿，持续被不同的刊物打回票，会怎么样？ 如果始终被文坛拒绝，始终游离于文坛之外，我还有没有那个耐心，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写下去？”

　　但是，叶兆言内心很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没有稿费、没有叫好之声，他仍然会毫不迟疑地继续写下去。然而如果一直没有地方发表文字，真没有一个人愿意阅读，长此以往，他会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

　　20世纪70年代末，叶兆言和南京的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做了一本民间文学期刊 《人间》。虽然是文学刊物，人员却五花八门，不写文章的远比写文章的多。其中还有许多画家，差不多占了总人数一半，经常聚会，在一起什么都谈。有一次期刊人员聚会时请了个弹吉他的朋友过来，说是弹得非常好，来了以后，他没有弹吉他，反而大谈人生。外地朋友也常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马原就是叶兆言在这时候认识的。

　　叶兆言第一部被刊用的小说，就发表在 《人间》 上。“没有 《人间》，我就不会写小说。我和 《人间》 关系很密切，因为我真正的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就是从这本民间文学刊物开始的。”叶兆言说。

　　后来，随着中篇小说 《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花影》 《花煞》 等作品的出版，叶兆言在写作上拾回很多自信。渐渐地，他觉得写作是件极个人的事。

　　“时至今日，写还是不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再说没什么影响，再说读者太少，多少有些矫情。我早已深陷在写作的泥沼之中，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会怎么样，不写作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伪命题。”叶兆言说。

　　他时不时会被邀请回南大作讲座。有时他会“死皮赖脸横竖不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很好的演讲家：“说老实话，我很害怕讲座，很害怕演讲，我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躲避是最好的藏拙。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家伙其实是话篓子，真让他胡说八道，说不定就滔滔不绝。”

　　总是问自己：还能再写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说白了，所谓俗，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所谓不俗，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他们创作的小说被称为先锋派小说。先锋派作家最初代表人物有马原、莫言、苏童、洪峰，后期有格非、余华、叶兆言等。

　　叶兆言早期的作品之一———《夜泊秦淮》，带有明显的“先锋”印迹。但在叶兆言看来，“先锋派小说”这个词从出现那一天开始，所谓的“先锋”已不复存在：“马原被承认之日，就是马原被消亡之时。”

　　“我们共同的标志就是我们没被认同前的反叛。当你认识到这个东西以后，重要的就不是所谓‘先锋’的内容了，而是他的姿态。我认为一个作家，你成名以后，站稳脚跟以后，先锋的姿态得在，得保持当年你孤独时的探索性、试验性。”叶兆言说。

　　“先锋派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叶兆言和余华、苏童等人的写作友谊一直延续至今。余华推荐叶兆言的作品时说：他的故事总是引人入胜，我想这是来自于他写作时令人尊敬的诚实……让我们的阅读迅速投入进去，并且不能自拔。苏童提起叶兆言的作品时说：兆言的描摹往往很松弛很散淡，反而引起你的注意。又用了一种智慧，就是“欲说还休”“尽在不言”。

　　南京人叶兆言却直言直语地开玩笑：“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要给他们两位付些广告费了。”

　　文学史需要不断地补充东西，它总需要新鲜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叶兆言坦诚说：“如果我还有思考的话，我想我还能再写什么，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写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东西。作家要做的是怎么跳得高一点。即使你知道自己是跳不出去的，但是那份心要在，那份跳高的欲望要在，那份明知不可为要为的东西要在。对一个作家来说，你不要和别人比较，而是看看自己还能写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由于在文学世家长大，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都是作家，叶兆言常常会被人问到：家庭对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叶兆言总是回答没有影响。“这是一句非常坦白的大实话，并不想掩盖什么，祖父和父亲从来没有过要培养我当作家的意思。我如何成为一名作家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叶兆言说。

　　要说到文学的影响，三午对他的影响要大于他的父亲，更大于他的祖父。三午是叶兆言的堂哥，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年轻的时候常写一些很颓废的诗歌同时又幻想着要写小说。刘禾主编的 《持灯的使者》 收集了一篇阿城的 《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郭路生，也就是食指，还有一位便是三午。

　　从三午那里，叶兆言常常会听到的两句评论艺术的大白话，一句是“这个真他妈太俗”，另一句是“这个真他妈的不俗”。俗与不俗称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叶兆言说：“说白了，所谓俗，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所谓不俗，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写作没有目的地，会一直写下去

　　“小说家很难按捺对故事的兴趣，我就是想写刻骨铭心的事情，找到我这根刻骨铭心的线索，就能理解小说的主题。”

　　和年轻时候的业余写作不一样，叶兆言现在成了职业写作。年轻时候写东西，想写就写，像燃烧一样。现在一整天全心投在写作上的话，叶兆言会感觉到疲劳。所以每天下午两三点睡午觉成了他的“死规矩”。

　　近来，他刚完成长篇小说 《刻骨铭心》 的写作。《刻骨铭心》 是一部群像小说，小人物小事情，但是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事。

　　“小说家很难按捺对故事的兴趣，我就是想写刻骨铭心的事情，找到我这根刻骨铭心的线索，就能理解小说的主题。我认为这本小说所写的故事是严重的刻骨铭心，所以就把书名取为 《刻骨铭心》。”叶兆言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也是叶兆言的“刻骨铭心”。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打开电脑写作，平均一天写六小时以上。他说：“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一天骑行200多公里还要疯狂，写作没有目的地，会一直写下去。”

　　新书出版后，叶兆言会在意读者的评价，他说：“不在意是假的，看到不好的评价，我会沮丧悲哀。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能不在意，因为读者是各式各样的。比如，‘凯旋而归’这个词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重复表达意思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经常用的，于是我把它用到了小说中，因为语言是活的，是生动的。有些读者看到会觉得作家没文化，这个时候，你究竟是在乎还是不在乎呢？”

　　《刻骨铭心》 创作完成后，受彼特·阿克罗伊德 《伦敦传》 的启发，叶兆言正在全力创作 《南京传》，立足南京，讲述中国历史。他说：“南京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讲，关键是，为什么要讲，讲的目的是什么。”他提到自己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读者通过这本书，看了南京的历史以后，也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南京就像一面窗户，要透过南京这个城市讲述中国的历史。”

　　早在 《南京人》 一书里，他就开始为南京“立传”。在他的笔下，南京男人既不是大丈夫，也不是小男人：南京的男人，总有些吊儿郎当，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南方人，尤其是苏南的女性，她们印象中的南京男人，不仅土里土气，而且有些野蛮。我想这印象的原因，可能是她们习惯了苏南男人的温柔，其实真正北方的汉子，仍然会觉得南京的男人不够血气方刚。

　　写南京女人时，他曾写道：说南京女人丑不对，说南京女人如何漂亮，也不能算实事求是。其实，无论在什么城市，都能见到漂亮的和不漂亮的女人。可是，我却经常从一些外地人的嘴里，从一些外地作家的文章里，听到或看到他们对南京女性的美色，由衷地大唱赞歌。

　　在叶兆言看来，南京的独特之处在于：南京从来不以土著的名人为荣，很难找到像南京这样没有地方主义的大城市。他说：“六朝人物并不意味着一种籍贯，而是代表了一种精神，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六朝人物究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族。”

　　叶兆言创作的小说数量颇丰，但他说，至今还没有写出令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他不认为这是一种谦虚，他说：“写作者首先是自私自恋的，写作就是为了做到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刚开始写作时，‘每一次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这个想法特别强烈，但是现在这种意识不明显了，我会记着我上一部作品哪个地方写得不好。我很怕提起我之前提及的作品，我对我没写好的地方意识很强，就像衣服上的破洞一样，你就怕跟别人谈的时候别人提起。我过去真是不自恋的，写完就算了，老了之后我倒是比较在意。”

　　阅读，是叶兆言除了写作外，痴迷的另一件事。苏童曾说：叶兆言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但叶兆言说自己看书没什么标准，随缘看书，乱看。在不同的年代，他读的书完全不一样。曾经他很迷恋金庸，现在他会质疑自己当初怎么会喜欢金庸。他对“名著”也没有很执着，直到大学，他才开始读 《红楼梦》。

　　“回忆自己的阅读生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就是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刻意在读什么必读书。除了应付考试，都是随性而为，想读什么读什么。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了读书的无用，没有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读书如果没有乐趣，如果不觉得好玩，不能享受读书的乐趣，不能投入其中地去玩味，我们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叶兆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