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学类或是所谓“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类严重的重复出版现象，笔者无意妄议其隐藏在操刀者背后的驱动力，而只是想说，出版虽不是写作，但选择与发现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意，这才是出版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杰出的写作需要创造，优秀的出版需要发现与选择，两者虽各自位于一条产业链的不同节点，但在追求“创意”这一点上则是殊途同归。

　　今日单表出版，且是两种毫无创意的重复出版现象。

　　先说文学出版。

　　且不说文学出版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而更令人不屑的则还要数那公然大行于市的重复出版。据2017年CIP数据统计，在涉及重复出版的文学、哲学、军事、历史、古汉语启蒙、生物和林业等七大门类的选题中，文学类重复出版率之高荣登榜首，共计4000余种，占整个年度文学类选题的8.54%，这不能谓之小。

　　而在这些重复出版的文学选题中，集中度还相当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这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位居前四，每种的重复版本均超过了130种；接下来《安徒生童话》《海底两万里》和《骆驼祥子》等中外名著的重复版本都跨过百种门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老人与海》《朝花夕拾》和《呼兰河传》等24种名著的重复版本则分别在50至100种之间。

　　简单罗列过这样的“业绩”后，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三大“秘诀”：一是进入公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占比最高，在4000余种重复选题中，这类选题已逼近3000种，占比64.57%；二是进入公版的中国原创名著也不少，像老舍先生的作品

　　2016年才进入公版，结果一年后就是一堆“祥子”扎着堆儿骑着“骆驼”接踵而至，甚为壮观；三是700多种文学名著的重复出版者都不约而同地被贴上了“新课标”的标签。

　　“秘诀”一旦被破译，“馅”也就露了出来。看上去，这些重复出版者也有自己的选择与发现，但其标准绝非创意，不过就是两个“傍”字而已：“傍”完大牌“傍”大款。公版中外文学名著者为大牌，“新课标”一类为大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数据还仅仅只是2017年这一年的不完全统计，如果将时间这个维度再放宽延长一些，那场面则更加“壮观”。或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既然这些被重复出版者都是中外文学名著，那版本多

　　一点又有什么坏处？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也是一种竞争。好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不客气地说：且不说持此论者有什么其他动机，至少他们压根就不懂版本、不懂文学。

　　先说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句读、标引、注释这些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如何直接决定了某种版本的优劣，以我曾经供职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他们曾经先后出版了《红楼梦》的三个版本，其主持整理者分别是俞平伯先生、启功先生和冯其庸先生，写下这三位先生的大名，还要就其版本多说半句则无异于饶舌了。

　　再说外国文学名著，懂外语与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两码事儿，即使勉强凑合着译出来，其质量一定可以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廊桥遗梦》，这是我国大陆地区的译名，而港台地区的书名则谓之《麦迪逊的桥》，意思虽不能说错，但从文学角度看高下之别当不言而喻。

　　话说到这里，那些重复出版产品之品质我虽不至于简单到一概否认，但大部分的背后就是一个字：攒。如此这般，到底是参与竞争还是扰乱市场？究竟是一种繁荣还是一种乱象？我只想说，对出版而言，以简单的数量为所谓繁荣之依据是何等的幼稚和无知。

　　再说号称所谓“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

　　近年来，这类出版的重复现象之严重大有直追文学出版之势。单是一本《论语》就有超过500种以上的不同版本；除此之外，《道德经》《周易》《庄子》《鬼谷子》《菜根谭》《三字经》《弟子归》《千字文》等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或所谓“蒙学”一类的读物其重复版本也都为数不少，而秀出的包装牌则不外乎“全本”“注释本”“诵读本”“白话本”那么几张，且一律贴上了“传播国学”“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类“高大上”的标签，还美其名曰是为了落实“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如此这般，这类低劣的重复出版现象自说自话披上了一件华丽的马甲。

　　这里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这些东西确是中华传统文化不错，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绝不能这样画等号，与我们今天需要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不是一码事儿。如何评价以上所列举之所谓“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之类的重复出版现象，实在就没有任何再费笔墨的必要了。

　　面对文学类或是所谓“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类严重的重复出版现象，笔者无意妄议其隐藏在操刀者背后的驱动力，而只是想说，出版虽不是写作，但选择与发现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意，这才是出版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一旦离开了这“双创”，作为个体的出版者毫无出息可言，作为产业的出版界其结局绝不止于自取其辱，更是自取其没!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