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在新时代更应得到认真的对待,并应该做一番深入的审视。人民出版社新译的《黑格尔著作集》,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极好的原始文本。
我们对于哲学的研究愈发深入,同时也愈发感受到黑格尔哲学的丰富与深刻、力量与价值。这让我们意识到了过去所理解的黑格尔形象的不足,意识到了新时期重新研究黑格尔的必要性。
重新研究黑格尔是新时期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黑格尔哲学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言:“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但是,正确、深入理解黑格尔是理解马克思的必要前提,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绝非偶然的是,马克思的继承者,从恩格斯、列宁,到卢卡奇、阿多诺,一直到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凡是重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联的,思想就比较深刻,而凡是忽略这一关联的,就往往陷入教条主义。这并非要否认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性和革命性;恰恰相反,唯有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特征、逻辑主义和观念论,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两个最大的贡献(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和伟大变革。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才使得“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
研究黑格尔是理解当代世界的本性的需要。黑格尔哲学深刻地把握到了现时代的本性,它的根基、原则以及丰富的规定性。黑格尔一直不可回避地成为哲学研究的话题,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时代的同时代人。史密斯指出,尽管黑格尔晦涩难懂,但是由于他的思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渗入到现代理智生活之中,“今天,任何严肃地寻求理解现代世界之形成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与黑格尔达成某种和解”。此外,由于他的深刻洞见和高瞻远瞩,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今世界上许多事件的理解和处理可以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一定的启发。
重新理解黑格尔也是哲学研究自身的需要。在谈到亚里士多德时,黑格尔曾经说过,“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的了。”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用在黑格尔本人身上,把它改写为:如果一个人想要研究哲学,那就没有比研究黑格尔的著作这件事情更值得去做的了。海德格尔一篇论文的题目“黑格尔与希腊人”已经暗示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把希腊人看作是哲学开端的象征,而把黑格尔看作是哲学的完成。黑格尔也曾有意识地把自己和整个西方哲学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看作是作为科学的哲学的真正创立者。通过黑格尔而进入西方哲学乃至于哲学本身,是不二法门。
优秀的译本是深入黑格尔研究的前提。贺麟、王玖兴、王太庆、王造时、杨一之和朱光潜等前辈学者为翻译黑格尔著作并使黑格尔进入中国思想界居功甚伟。但是,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应该大约50年左右重新进行一次,因为随着时代任务的变化和理解的不断深入,对于它们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而由于各种原因,已有的译本也存在各式各样的不足。鉴于黑格尔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而世界历史和学界对于黑格尔的理解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出版社主持了《黑格尔著作集》的编译工作,并推出了该著作集的首批五种六卷:《精神现象学》《精神哲学》《宗教哲学演讲录》(I,II)、《法哲学原理》和《耶拿时期著作》(1801—1807)。与旧译相比较,新译本有它的一些优点和特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这些译著都是根据德文原著翻译过来的。《黑格尔著作集》总体的编译规划是依据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重新整理、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20卷《黑格尔著作集》,俗称“理论著作版”。虽然到目前为止,黑格尔著作最权威的版本是历史考证版《黑格尔全集》,但是,这并不妨碍依据理论版进行编译的有效性和意义。因为,一方面,这是德国学界公认很好的学术普及版,即使在德国大学的黑格尔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理论版仍然很通行,得到广泛接受,并没有受到拒斥;另一方面,历史考证版的长处在于对于黑格尔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手稿和讲演的发掘、重新整理和校勘等方面,这并不妨碍一百多年来已经广泛使用和得到承认的那些著作。其次,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编者的编辑态度保证了这套书的质量。出版社对于译事要求高而严,采取宁缺毋滥、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的原则,这项规划从启动至今已有十多年,只有六卷译稿上交并出版,可见出版社相关要求和标准之严格。难能可贵的是,翻译过程本身显示出译者的艰辛与负责。杨祖陶先生本来已有《精神哲学》的译本,但是为了符合《黑格尔著作集》的版本需要,从头到尾逐字逐句重新校订,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邓安庆和先刚的译本在自己和同事的课堂上使用过好几轮,反复吸收同行和学生的意见与建议,而年届古稀的燕宏远教授光是校改译文就达六次之多。无论是组织者还是译者对待翻译都极其审慎,把它当作可以嘉惠学林、功在千秋的一项事业。
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这项译事的意义。迄今为止,这仍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我们相信,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经过编者和译者的精诚合作,《黑格尔著作集》将成为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盛事。昔年苗力田先生曾经用唐高宗评价玄奘的“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来激励《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译者。这番话,亦可作为对《黑格尔著作集》编译工作的期待。
(作者:王志宏,系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