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汪曾祺的画。汪曾祺的书画作品中的文人意趣与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气质形成“异质同构”关系。

　　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当代作家“经典化”的论争一直存在。无论对“经典”的内涵认定有何分歧，“经典化”始终都是文学接受和研究过程中必要的一环。否则，文学历史化的进程将无法有效完成。既往论争提醒我们，与其苦恼于为作家定性、定位，不如以“整体研究”的思维去有效把握作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如作家汪曾祺就说过：“我不大赞成用‘系年’的方法研究一个作者。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

　　此时的汪曾祺或许已经意识到，他的作品将来会被重视，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他只好以“美食家”的身份做出温和的提示：要顾头也要顾尾。将自己作为“美食”，又提供“品味指南”，这位“美食家”何其慷慨大方！那么，汪曾祺究竟有着怎样的“美味”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说法，莫过于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似乎已成定论。“士大夫”本是特定的身份标识，而汪曾祺从出身、身份到地位、名望，均难以与之相符。以如此方式来含混地描述汪曾祺的审美气质，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汪曾祺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吸引力不只是源于士大夫气质。另有不少文学史将汪曾祺置于“文化寻根小说”的先行者之列，但这样的概括显然无法彰显出汪曾祺的意义。

　　比较而言，汪曾祺的自我“定位”却有不少：“我是一个中国人”“沈从文的学生”“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一个过时的小说家”“实近儒家”“一个乐观主义者”和“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等，不一而足。此类名目之多，固然由于描述角度和言说场合的不同，但也显示了个体自我的复杂性以及认识自我的困难，更提示了从整体上把握汪曾祺的必要性和方向性。

　　汪曾祺的文艺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兼及戏剧、诗歌，且一直对书法和绘画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小说与戏剧在其笔下的“分工合作”关系，书画作品中的文人意趣与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气质所形成的“异质同构”关系，均可见出汪曾祺文学世界的丰富性，有待于研究者以整体研究的方法去把握。

　　汪曾祺本人乐于承认古今中外作家对他的影响，其创作不仅显示了古代、现代文学传统对接的可能，也显示了本土、外来文学资源对话的可能。但那些来路不一的文学资源，如何整合成“这一个”汪曾祺？在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中，汪曾祺的文学观念有无发生变化，甚或产生自相矛盾？上述过程的复杂性及其意味，只有借助整体研究才能得到充分阐释。

　　所谓的整体研究，当然是与局部研究相对而言的。但它不是要排斥或否认局部研究，而是要以局部研究为基础、由局部而整体，从而避免管中窥豹或一叶障目。整体研究力求动态追踪与即时评论的结合，力避静止凝固或机械僵化。整体研究注重宏观议论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力避浮光掠影或以偏概全。

　　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作家研究向来占据重要位置。其中，即时性评论一直颇为繁盛，局部研究和微观分析也不乏可观成果，如小说文体研究、作家创作心理分析，等等。当前最为欠缺的，应该是对当代作家的整体研究。若充分考虑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机遇和内外环境，则将更深刻领会推进作家整体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都伴随着对古代、现代文学传统的理解、传承与再造，并借此确立其“当代性”；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与外国文学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联，并借此确立自身的“中国性”。可以说，文学观念的纷杂多元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乃是中国当代作家始终面临着的常态。他们正是在此种特定情境中感知现实、理解文学、继承传统、追求创新。因此，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才能完整把握当代作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才能有效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经验教训；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才能细致呈现“中国故事”和“中国方法”的意义价值。

　　笔者所期待的“整体研究”，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向获取研究价值：整体的意识、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

　　以整体的意识，把握作家的文学世界，探明其构成要素，努力揭示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诸要素与整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对于学者型作家，如曹文轩、格非等，我们应致力于阐发其创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文、互动关系；对于那些在多种文类之间自由出入的作家，如史铁生、韩少功等，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不同文类之间的互补、互渗如何塑造其创作个性并影响其文学格局。

　　以发展的眼光，探明作家文学创作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动力机制，勾勒其坚守或求变的历史轨迹，从而获得对作家风格特色的充分认识。如果说创新求变总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动力之一，那么，风格一旦形成，却具有相对稳固的个性特质。一位作家能否顺利进入“经典化”序列，并不在于其是否如某些批评家乐于称道的那样时常“突破”自我，而在于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是否“形成”和“守护”了自我。若以发展的眼光综观特定作家的全部创作，或许能避免得出“两个汪曾祺”“两个孙犁”之类指涉历史断裂的结论，而真正获得对“这一个”作家的完整认识。

　　以辩证的思维，认清作家的贡献与局限，并在纵横交错的联系比较中论述其意义价值。按照艾略特的看法，任何作家都无法单独获取“完全的意义”；对某位作家重要性的鉴赏，也就是对其与既往作家关系的鉴赏。若将艾略特所提示的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原则稍加发展，则不仅应该寻绎当代作家的影响源，还有必要考辨各种影响源如何在特定作家身上汇聚并发生“化合反应”。此外，还有必要借助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联系比较，以求达到对特定作家意义价值的有效辨识。

　　（作者：徐阿兵，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