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引起广泛反响的《那山，那水》之后，今年初，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又推出新作《山神》（《中国作家·纪实版》2018年第一期），讲述“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村民历时36年，在千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人工“天渠”，从此碧水长流，干旱贫瘠的山区面貌得以彻底改变的感人故事。人们为黄大发永不言弃的精神所折服，认为这个“中国硬汉”堪比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其实，读《山神》，我不只想到《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圣地亚哥，还想到杰克·伦敦的代表作《热爱生命》中的那位淘金者，他凭着顽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最终战胜饿狼，在荒原中生存下来。我还想到在法国著名导演雅克·贝汉的经典影片《喜马拉雅》中，那个不惧年迈体衰，克服重重困难勇闯“魔鬼之路”，带领全村人卖掉盐巴换来粮食的雪山部族头领霆雷，他是雪山之子，也是雪山之“神”，最终长眠在雪山怀中。其实，无论是圣地亚哥、淘金者、老头领霆雷等艺术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农民英雄黄大发，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质：那就是对“人”的主体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对困境挫折永不低头的坚韧意志。生命，就是不放弃自己！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不可能创造奇迹的地方创造奇迹。“永不言弃”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品质，也是人类得以穿过漫漫长夜不断走向光明的力量之源。鲨鱼、饿狼、雪山、干旱都是人类生存的对抗性力量，从蛮荒的远古到高科技的今天，人类生存的对抗性力量始终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在此意义上，《山神》与《老人与海》《热爱生命》《喜马拉雅》一样，拥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蕴，散发出超越性、恒久性的艺术魅力。

　　何建明对报告文学充满了挚爱和深情，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合适的文体，多年来，他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以优美的文体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为了讲好黄大发的故事，何建明对自己提出新要求：“我写了40多年报告文学，各种题材的报告文学都写过，但是在写黄大发这部作品时，我把自己逼到绝路：必须要换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叙述方法，要寻找适合于这个题材的另一种书写方法，这就是创新和突破。”《山神》实现了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和突破不仅是相对于何建明之前的艺术实践而言的，对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写作同样具有启发作用。

　　何建明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谙熟于胸，同时也拥有一定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经验。在《山神》中，他采集众体之长，将小说、散文（散文诗）、民歌民谣的写作手法有机融入叙事进程，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互相映照，运用得得心应手，形成了摇曳多姿的审美效果和真挚深沉的艺术张力。

　　《山神》开篇即全文的序言部分是典型的散文笔法，描述作者本人跟随黄大发“三上绝命悬崖”的所见所感。作者毫不掩饰自己攀岩过程中的紧张、恐惧、怯懦，但最终在黄大发的引领下，他战胜恐惧和怯懦，翻过一座座悬崖峭壁，走到“天渠”的源头。“序言”部分“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写的是自己攀岩走渠过程中的紧张、恐惧和怯懦，实际上是以“天渠”之高、之险烘托开渠之筚路蓝缕、艰难万险，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对作者而言，“三上绝命悬崖”更是灵魂的洗涤和精神的朝圣，它在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架起一座情感的桥梁，作家与其书写对象之间建立起父子般的深厚情谊——何建明对黄大发的感情不只是崇仰、敬佩，还有发自内心的爱和怜惜。从叙事角度看，“序”为后文埋下了伏笔、设置了悬念；从表意角度看，“序”既点明了创作主旨——“要将这山神用精气砍出的一条天渠的故事告诉世人，让全世界永远记着中国有这样一位山神，他用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干成了一件前无古人的旷世壮举、人间奇迹”，同时奠定了全文低回曲折又昂扬壮美的情感基调，可谓构思巧妙、意蕴丰厚。第七章结尾部分依然采用散文笔法，兼有诗歌的澎湃激情和铿锵韵律，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气势磅礴的排比句、排比段，犀利深刻的设问句、反问句有机融合，将“英雄赞歌”推进到高潮乐章，进一步张扬了黄大发精神的时代意义和恒久价值，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与序言部分遥相呼应，形成首尾圆融的艺术整体感。

　　作品的重心是第一至第六章。不同于首尾两章的散文笔法，第一至第六章大量运用小说笔法处理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场景呈现和细节描述，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结构上，作者摈弃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线性叙事逻辑，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从事件发展的中端落笔。第一章写的是“他者”眼中的黄大发，通过县水利局副局长黄著文回顾他与黄大发40年来的往事和交情，鲜明、立体地呈现了“山神”黄大发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品格。这种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倒错”，以醒目方式建构了黄大发的“山神”形象，并为下文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做了充分铺垫。人物形象“立”起来之后，再按事件发展的自然进程安排叙事逻辑：修渠失败——外出求学（查找原因）——集资立项——大功告成。

　　黄大发修渠历时36年，其间可歌可泣的素材非常多，恰当选择叙事重点、合理安排简繁详略至关重要，否则就有可能流于波澜不惊、冗长乏味。作者紧紧抓住修渠过程中的五个关键节点，以黄大发誓死修渠的主观意愿和人的主观意愿难以实现的矛盾冲突为基本叙事动力，在人与自然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等矛盾冲突中推进故事，塑造人物。书中叙事细致绵密，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准确凝练，人物生动鲜活，尤其是场景呈现和细节描写深得小说美学之精髓，常常恰当妥帖、韵味深长。书中有两个场景让人记忆犹新，一个是黄大发去隧道查看“哑炮”的情景，一个是他从工地下来，为因病去世的女儿处理后事的情景。前者临危不惧、坚定果敢，是山崩于前不退缩的铮铮铁汉，后者细腻温柔、悲伤欲绝，是满怀愧疚和哀伤的慈爱父亲。但情感本质都是“爱”，前者是对全体村民的“大爱”，后者是对女儿的疼爱。这两个场景不仅展现了黄大发情感心理的丰富细腻，更体现了黄大发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精神。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说：“好的小说，基础不是别的，而是人物……伟大的作家都是使我们通过某个人物去看他所要我们看到的事物。”老舍也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创造人物”的关键是“贴着人物写”，即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必须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情感情绪、精神气质。《山神》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黄大发这个农民英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一大批与修渠有关的人物群像：妻子徐开美、县水利局副局长黄著文、县水利局技术骨干张发奎、年轻的村委会主任张元华、老一辈杨春发等，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其心性、品质都明晰可感，都在修渠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没有把黄大发写成一个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而是凸显他对周围人的感召和引领力量，这样的叙事策略既是对报告文学“真实美学”的尊重，也深谙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真谛，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大有裨益。

　　作为一部讲述英雄人物光荣事迹的“歌颂型”报告文学，《山神》何以能产生巨大的审美张力和艺术感染力？关键在于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形式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散文笔法、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等多种笔法的巧妙互渗和有机融合、多种叙事视角的恰当选择与转换，赋予了《山神》别样的审美特质和强大的艺术张力。《山神》为新时代报告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