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过分痴迷书——大概因运动神经欠发达，鲜少参加集体活动，只好闷头读书。这也是我所知道的，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和世界最轻松愉快的相处方式之一。负笈之年手不释卷是本分，完成学业后竟也设法从事让这个世界上的书变得更多的工作。比如，编书。比如，写书。

　　先说编书。

　　最初的想法，是去某著名地理杂志社，借机各处漫游。后因杂志社无进人指标，思忖再三还是选择了出版社。入职头几年，选题屡受挫折，也一直没有编过畅销书，一度想辞职，去报社、杂志社，做更有存在感、薪水也更高的工作；但每进行到最后便后撤，继续退回到熟悉的、安心的编书生涯里。偶尔疑心自己不肯跳槽是惰性和怯懦使然，但想想这份工作终究对我提供了十年的安稳和滋养。所有年深日久已成定局的情感，都有一点像离不成的婚：虽然一地鸡毛，但有的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深情与默契，以及此间消弭的漫长岁月。时至今日，已不太记得做了多少本书，经验与日俱增，信仰却如春韭，一朝割去，一朝又生。

　　好书遇到理想读者，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至少要让这件事的可能性诞生。很多时候，书就好比一粒种子，本身并不能移动，必须借助微风、流水，或是自身长出的毛茸茸的刺，才可能传播到远方去。越脆弱的东西，越需要广泛的传播，于是，那极为渺茫的可能，才有可能借助巨大的分母得到实现。

　　鉴于上述原因，2016年年底，我参与了一项图书分享活动“丢书大作战”：每本书的扉页都贴有专属的独立二维码，扫码可进入该书对应的专属漂流轨迹，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读者都可以查看漂流轨迹和前序读者的留言。选择把哪些书放生呢，这个问题颇费思量。枕边书？说真的并不舍得，除非能再买到一模一样的。而偶尔买重的书早就送人了，手头并没现成的。那么，本不想留的书？这次的书是要带上亲笔写下的推荐二维码，打下私人印迹才开始漂流的，总得对自己的品位负责。思来想去，最终决定送出本社的书——既满足个人趣味，又有多余复本，即便市面告罄，也还有取得途径。

　　于是挑了自己编的三本，外加一本奥康纳的《天竺葵》，这是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书，私心甚淑。还剩两个条形码，便郑重地粘在了两本杂志上，一本敝社的《当代》，一本《人民文学》——因受邀参加者多为作家或媒体人，传统文学期刊编辑几乎没有。

　　满以为中午地铁人口密度较小，上车后发现午后照样人满为患。费力抱着一摞书在人群之中奋力站稳后才感到为难：被一一贴好标签、写好字条的书到底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呢？势已成骑虎。车没开出两站我就把《当代》悄悄放在某个座椅后方，躲在人群里，满意地看到很快就有人拿起那本杂志开始翻——那是个看上去过分严肃的中年男人，正是《当代》的精准读者群。

　　第二本送出的是《失业之旅》，两年前做的一本旅行札记。两个非常有趣的姑娘，一个叫康夫，一个叫黑猫警长——性情迥异，看名字就不是一部动画片里的人，分别毕业于北大和清华，各写一手妙趣横生的文章，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并在公司倒闭之际得到一笔赔偿金，于是把臂同游，最后合写了这本书。还找来同样出色的插画师Odding。2012年底初识时，她刚斩获意大利MOLESKINE的设计大奖，同时获得终身免费使用最昂贵笔记本品牌的特权，她还获过联合国教科文漫画奖、百度梦想旅行家冠军，是豆瓣认证的音乐人……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一个姑娘，认认真真地给这本书画了三十几幅插图，以前所未有的低酬劳。如此巨细靡遗，其实是想说，小心翼翼地送出去的这一本，是至少四个人，还不包括美编小姐的心血结晶。这次我选择的对象是一个戴着耳机背双肩包正刷手机的年轻姑娘。在她身后观察了好一会，我终于胆怯地开了口：“这有本好玩的小书……”声音压得极低，像接头暗号。她一惊，迟疑地接过书去开始翻看。许是吃了一惊的缘故，她忘了对我笑，但总算不再刷手机了。

　　第三本是《天竺葵》。这是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中的一本，同事陈笑黎译的，书的责编之一，是翻译界大名鼎鼎的马爱农。事隔两年，记得这本书似乎给了一个带孩子的母亲。那个小女孩六七岁，对我笑得很甜。我因此额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绘本。没写字条，没贴二维码，只是一个礼物。母女俩都笑着道谢。印象中最后一幕，是她们双双低头看起书来，蛮动人的。

　　活动结束后，颇受社会质疑，书并没有真正在爱书人手里“漂流”起来，据说还给清洁人员造成了麻烦。文艺青年的情怀再次被群嘲。“文艺青年”是否是种病的诘问先搁在一边，但我真的不反感让书“漂流”起来这个主意。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本职，辛辛苦苦助产一本书，却并不知它们最后会落到何人手中，会引发何等感受。一本好书或许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编辑的狂想；但更多时候，一本书甚至没有机会被读就化为纸浆——铅字被寂寞地印在白纸上，又更寂寞地，化为乌有。

　　然后是写书。

　　出第一本书《十一味爱》前夕，我做过一个诡异的梦。梦见自己生了一个孩子，满身血污之际，就自顾自去洗澡了。是冷水澡，四周是水泥高墙。再回到病房，新生儿早已不知被谁抱走，更不知将在何处长大。从这噩梦中惊醒，惊出一身冷汗。虽然处女作幸运地得到了足够多鼓励，但一直清楚地记得这梦，记得那种无可奈何。我从此便明白，身为写作者，永远无法对读者提出要求，甚至无从想象读者。对于写作者来说，读者是最神秘也是最重要的一群人。

　　出第二本书《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时没有梦，没有特别惶恐，心底只充满了某种不可理喻之柔情。我在后记里写道：这是一封写给全世界的情书——然而情书寄出也可能被退回或撕毁。

　　第三本《柒》仍是小说集。上市前，那个生下孩子又迅速被陌生人抱走的旧梦再来，但我已明白一本书自有其命运，而创作者首先要学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理性。无数复本漂流出去，在世界的不同海滩靠岸，被捡拾、阅读、珍藏或扔弃，哪怕书里都是自己失去的时间和心血，但对其他不相干的人而言，也仅仅不过书海一粟。偶尔收到极为真诚动人的读者来信，只觉得自己幸运。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一个漂流瓶扔出去若干天后，还能带着回音回到自己手中。

　　生命的一部分被人读到，并产生了共鸣，这共鸣似乎让虚空中的故事变作更确凿的真实。太虚幻境亦即小说家言。写书的人最后都生活在手造的文字里，尤其在肉身消弭殆尽之后的很多年——没有一个写作者不被死后仍然有人读自己的书的幻象所激励。在我看来，写书未必可得多少现世福报，却恍如获取了通往永恒文明之地的赎罪券。

　　以上都关于书。无论读书、编书还是写书，都是和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分享生命的体验。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

　　（作者：文珍，系青年作家，曾获多个文学奖项，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