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分别读书与看书，有个比喻：“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家书·谕纪泽》、《致澄弟沅弟》)用今天的话说，“看书”就是泛读，“读书”就是精读。“看书”是为了博雅，“读书”是要专精。曾国藩是能打仗的读书人，他用打仗比拟读书，正是本地风光，一点不费力。不过，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乃是更重“守”的。说起来，这也不仅是他，我国的古学者，差不多都是这见解，只没有他比喻的妙。

　　如比曾国藩读书更用功的章太炎，就说：“昔人说致知格物者，皆博通坟籍之士，非于义支离，即于文颠倒。……博学者记忆不专，故语在目前而有不省，寡学者终日相对惟此一编，故俯拾即是也。董遇曰：‘书读百遍，而义自见。’自古有载籍极博，而下笔不能成条理者，亦有寡学著书，反胜博学者。无他，前者失之卤莽，后者得之读百遍耳。”(《太炎文录续编》卷一《菿汉闲话》)读书而“读百遍”，就是务熟读精读，也就是要有“守”。太炎于读书之事，也是更重专精的。

　　又近代读书最博雅的钱锺书之尊人钱基博，也教人云：“熟读为文，乃桐城古文家秘诀，不肯轻以告人者。《论文偶记》曰：‘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此刘海峰以纯直觉所得神韵之学也。海峰后，姚惜抱、梅伯言、曾文正、张廉卿、贺松坡者流，盖于此熟读求法之功为多。”(《桐城文派论》十三，见傅宏星编《后东塾读书杂志》)熟读之事，是否为桐城人的秘诀，姑不论，但老钱先生之重“守”，则是无可疑的。据说老钱的为学，是在《古文辞类篹》这本书上，下了绝大的功夫，这或许是真的。我不知在哪儿看见，为章太炎所推的近代有数的选学专家李审言，在对《昭明文选》下“死功夫”时，是把《文选》逐页撕下来，用米糊贴在桌子上，每天就那么对着读，读熟了再揭去，再贴新的读。就这样地精通了“选学”。钱基博在古文上的造诣，在近代，当可比于李的“选学”，其得力于《古文辞类篹》，是否也用了类似办法，我却没有查考过，不得而知。

　　有个很极端的例子，是清代的《说文解字》专家王筠说的，他的《教童子法》云：“吾乡有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手不释卷者。或问其故，则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丛书集成》本)老实说，我宁愿不会做文字，也不想这么干，这实在也枯燥无味了些。

　　但是不乏与此同调的。《窳櫎日记钞》卷上云：“读沈初明《上武帝表》五十遍，粗能上口，且似有微得，比在汀读书疾读必五六百遍者为益殊多，可知得益与否，全在心专，不在读之多少也。”“吾思用功诵读文不必多，少则五十，多至百篇足矣。”又提了本《南北朝文钞》，说“倘熟读此帙百篇，受用不尽矣”(《乙亥丛编》本)。一读就是“五十遍”，虽则比起“五六百遍”，比较的不算多，在我看起来，却也是很讨厌的。所读的篇数，倒是扩到了百篇，比起那个山东乡间秀才那寡陋的“二十篇”，却比较地说得过去了。《窳櫎日记》的作者是周星诒，是近代名士冒广生的外祖父，其本人也是位学者。

　　曾国藩的那个比喻，假使我没有认错，应是从朱熹转手的，就是说，它也是有所本的。《朱子语类》卷十云：“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又云：“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中华书局本)所说的自极生动，只是于读书与看书，未加区别而已；而把读书比作打仗，是并无不同的。

　　比这个还要早的，我所记得的文献，是欧阳修一首诗，题目就叫《读书》，有几句云：“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居士集》卷九)是否还有更早的，我老实承认，是“自惭陋不之知”。

　　介于二人之间的黄庭坚，说得尤为精警，所以非得引下；其《与王子予书》云：“比来不审读书何似？想以道义敌纷华之兵，战胜久矣。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见《山谷集》卷十九)“道义战胜”，是从前的老比喻，见于《韩非子》，不必多说。

　　晚近的学人，据此而更作譬，也有讲得很好的。袁昶《渐西邨舍日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日)记沈曾植语云：“子培言：‘学力深，能专精数书，乃得扎老营以为安宅。以后耕猎所得，积渐灌输，老营内根愈深、柢愈固，然后群籍之菁英，乃能为吾所有。否则如流寇野掠，虽日破一城，亦不为吾有，故必用功深者，收名乃远。’”沈曾植在当时是号为第一博学的人，而也这么重“扎老营”，这就格外值得注意了。而后来黄侃所讲的：“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黄先生语录》，见《量守庐学记续编》)不妨看作他的注脚。

　　而博学几乎不下沈的文廷式，也说：“王船山僻处村坞时，无书可读，遇乡塾中有四子书，即取而训解之，凡数十本。陈兰甫师好读《孟子》，其手批旁注者，不下五六本。昔人凡读书，必先有一书得力，而后各书皆如破竹，此最有益。”(《罗霄山人醉语》，见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与沈曾植的那几句，也大可“相视而笑”。

　　文廷式讲起学人著书的事，也提及宋人之喻。《南轺日记》云：“潘文勤语余云：著书须及早，一入仕途，此事便废矣。陈兰甫师亦云：三十岁后之日月，迁逝甚速。余自廿七八岁以前，读书绝不作著述想，偶有所得，亦旋即忘之。及今读书，则攻坚、理繁两途，皆有所不暇，忽忽将四十矣。……黄山谷尝取兵家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二语，以为有如此劲悍，而后可以读书。”(见《文廷式集》)“著书须及早”一句，在句式上很像那位现代女作家说的“出名须趁早”，但用意显然不同。宋人没有那么势利，宋诗人驳韩愈的《秋怀》诗“鲜鲜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所说的：“风霜要饱经，独立晚更好。韩公真躁人，顾用扰怀抱。”(陈与义《述怀示友十首》)是可以为证的。

　　《颜氏家训·省事篇》讥务为博杂的人说：“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清代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指祖珽、徐之才，如杭世骏、郝懿行及缪荃孙等，皆是。据我的意见，这却不大靠得住。原因很简单，就是据史书，徐之才的医术，是当时人公认的，并不是什么都不精。而祖珽虽也耽杂博，主要还是政治人物，他自比于范增、张良，那是“盲老公”大言不惭，但在打仗时，他所仿用的“空城计”，却真是成了功的。这都不是“略无成名”，可以随便致讥的。

　　其实，无论求广博还是专精，若失之一偏，都各有其弊，如鲁迅之所言：“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名人和名言》，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是诚然的。晚清人蒯光典《上张广雅尚书启》中有一节，把这两种的弊病，作了真切指示：“今之学者，大约不出二弊：志在横通(按，即务博览)，则终身归于肤受；进求根柢(按，即务专精)，则数载尚不能言。更有进者，李榕村记顾亭林之言曰：‘只是零碎功夫，不能成片段考究。’焦理堂讥朱竹垞之言曰：‘饰为淹博，而事事皆未入门。’虽一是自讼，一似过当，而针砭末流，最为深切。(事事精博，断无此事，所争者在入门耳。若非事事入门，则终身不能通一书也。)”(《金粟斋遗集》卷六，《近代史料丛刊》本)是的，以顾炎武、朱彝尊之学，且不免于被议，所以，读书之难于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