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噪音》 [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严蓓雯 译 译林出版社 出版

　　想来，朱利安·巴恩斯手中必定握有一份长名单，否则他不会醉心于这样的场景：某一天，在天堂的某个大厅，一场盛大的圆桌会议如期而至。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小说家、艺术家齐聚一堂，追忆旧事，畅想未来。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消弭了种族、派系、政见、年代的高峰论坛，远远脱离了现实的羁绊，直接上升为精神的交锋。如果把名单无限扩大，就会有更多人物囊括其中。他们不一定有扎实的文学背景，但必须是有故事的人；他们不一定有惊世骇俗的壮举，但肯定是巴恩斯的英雄。

　　那么，这份庞大的英雄名帖怎么少得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大名？2017年恰逢肖氏110周年诞辰。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他，就像是在谈论某个悖论。他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是联合国国歌的曲作者，也是备受争议、诟病的焦点；他是世人赞赏的英雄，更是不被待见的懦夫。也许是听到了太多质疑的声音，于是有了《见证》。1979年，这本由肖氏口述、伏尔科夫整理的传记正式出版。犹如投入平静水面的一粒石子，一时之间激起了太多波澜，更触动了巴恩斯敏感的心。40年后，他提笔写就《时间的噪音》，只为惺惺相惜，重提肖氏充满悖论的人生。

　　描写一个人的一生，最难绕过的是时间。书如其名，《时间的噪音》写的是时间。巴恩斯不遗余力地展现作曲家悲剧性的一生，更透射出特定年代音乐的价值。都知道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评论，是说他的作品深具哲理；对一位音乐家最好的评论，是说他的音乐激起了听众的共鸣。作为纯粹的音乐家，肖氏的艺术观也是纯粹的。他当然相信艺术的存在，乃是因为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而不是人为添加的额外因素。

　　偏偏，世界为他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他同辈的作曲家都被期待着“像矿工一样提高产量”。就像是某种商品，艺术消解了最宝贵的艺术性，无需展示作曲家的心声，唯一的价值是和煤炭一样燃烧自己、温暖他人。既然注定是商品，那就少不了贴上商标、放上秤盘逐一过磅。可惜，肖氏的作品从来不是合格的暖宝宝，它甚至不能发光发热，倒像是偷工减料的残次品，集“鸭子的叫声、野猪的呼噜和疯狗的犬吠”于一身，与“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背道而驰。

　　有了如此差评，肖氏再也不能“我手写我心”地去创作他的作品，反倒要承受命运的戏弄。《时间的噪音》始终重复着一个句子：“人无法逃避命运。”命运并没有带给他太多惊艳的瞬间，更不存在任何转机，它永远重复着相似的调子，直到把英雄变成懦夫。这该是多么后现代的人设啊，巴恩斯恰恰是拿捏后现代的好手。仿佛一部由黑、白、灰三色组成的纪录片，《时间的噪音》在肖氏内心循环游走。本以为巴恩斯会依循时间线索，沿肖氏的人生重走一遍，可他偏偏愿意用跳跃式的回顾、蒙太奇的片段，去还原他的英雄。如同在摆弄一幅构思精巧的拼图，谁也不知道巴恩斯的下一步将要走向何方，更不知道等待肖氏的究竟是什么，唯有把一切交给无所不能的时间。

　　是的，时间。肖氏一生笃信闰年，于是就有了三个闰年的分章，分别代表肖氏人生的三个时段。1936年，不满30岁的他因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招致非议，于是提着行李箱，夜夜站在电梯门口，等待无常的命运。12年后，这位被当作“懦夫”来谈论的作曲家，奉命前往纽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期间，他当众抨击仰慕已久的斯特拉文斯基，默默忍受西方同行的诋毁。最后一个12年，肖氏的人生之路已临近终点。就算身为后辈仰慕的大师，他仍然对前事耿耿于怀，不肯轻易饶恕自己。

　　如何评价这种人生？是英雄，还是懦夫；是荣耀，或是耻辱？巴恩斯聪明地选择了回避。他自称“反讽作家”，这代表他的写作，无论是有感于作家、音乐家生平的小传，还是基于历史的戏说，都带有强烈的反讽。不过，巴恩斯并不憎恨懦夫。在他的词典里，“懦夫”并不意味着软弱，反而比勇气更为可贵。显然，他更愿意化身为肖氏脚边的行李箱，去解读它主人内心的嬗变，就像 《福楼拜的鹦鹉》里那只无所不能的鹦鹉。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肖氏音乐上的造诣，更不能说他是个懦夫：他把他的全部勇气都给了音乐，留给自己的只能是怯懦。

　　《时间的噪音》注定不会是一部寻常的传记。巴恩斯再次显露出“成熟作家”的全部特质。他牢牢抓住历史的钢丝绳，几度收放，就将肖氏的一生完好地展现而出。借用音乐的品级来说，《时间的噪音》是无损的，既无损于世界给予肖氏的荣耀，亦无损于时间制造的噪音。当然，谁也不能指望从小说家那里找到真正的历史。可巴恩斯偏偏要说，小说也是历史。因为虚构小说与纪实传记并不矛盾，就像同一事物的阴阳两面。当“不完全的记忆”与“不充足的记录”猛烈相撞，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时间的噪音》的确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