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入伍，父亲便阔别故土，倥偬天涯，多地辗转，却不改征程恋恋。一家人也跟着他，忽而南至深圳，忽而北迁京城，不断大腾挪。每次搬家，都要苦着母亲对家用进行取舍。哪双鞋子可丢，哪把凳子应留，哪套盘碟送人，决定权都在母亲手里。只有一样东西是例外。那是父亲保存的一麻袋家书，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带着它。它带给父亲的慰藉与日俱增。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父亲的数百封家书，安静地，温暖地，躺在家中某一个角落。它们褶皱，斑驳，浸渍，堆放，娓娓诉说血肉深情与家族基因密码。这些文物般的家书，皆为三方通信：父亲写给祖父母和祖父、祖母分别写给父亲的信。祖父是村里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好到县里让他去写身份证——中国第一代身份证是手写的。当然，祖父还给村里人写春联，写婚联，这在深藏于丘陵之中的那个村庄里是了不得的。当父亲打起背包去军营时，祖父特地买了十本信纸，在站台上塞进父亲的挎包——那是一个在邮局打程控电话都要排队的年代。自此，多少年军旅岁月，祖父母从未去部队探望过他们的儿子，家庭经济基础决定了两代人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方式。写信成为祖父母那一段人生旅途的重大寄托。父亲每一个星期给家里写一封信，这个频率一直保持到手机出现。十本信纸，写尽父亲青少年时代的悲欢，一页页沾满路遥《平凡的世界》式的湿漉气息。如今，父亲的人生开始踏入念旧怀旧的里程，他是那么喜欢读那些略显稚嫩的文字，翻来覆去，不厌其烦。而且似乎他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心得与我交流，或勾起新的曾经以为忘记或放下的往事与我分享。我曾经把父亲的信文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它蕴含着“从哪里来，到了哪里，要往哪里去”这样玄深的人生思考与实践，也写尽这一代共和国军人的艰辛奋斗与光荣梦想。父亲听着，微笑着，不说话。很显然，父亲十分赞同和享受这个“高度”。

　　祖父母用的“信纸”，是如此特别——这些纸，有不规则的糊窗户纸，有香烟盒包装纸，有会计用的账本纸，有小孩田字格作业纸，还有那个年代南杂店包食品用的黄草纸……它们被祖父母写上文字，寄予他们长年漂泊在外的儿子后，享受着传家宝式的珍藏。手捻这些恍若隔世的信纸，读着祖父的文字，不禁使我正襟危坐。也许是，祖父的字，横折竖钩，点提撇捺，一丝不苟。也许是，信中有太多的教和训的词调。虽然时隔二十多年，但透过纸背，至今能嗅觉到严厉的语气，眼前会浮现戴着高度近视镜的祖父训话的样子，言笑不苟，不容置疑。袁凯在《京师得家书》中写道：“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祖父却在信中反复告诫父亲，不要念家，不要回家，不要太早成家，在部队扎下根来，改变命运，建功军营。

　　不久前，一档读信的综艺节目《见字如面》在一片叫好声中大量圈粉。这些家书，讲述的就是中国故事，抒发的就是中国情感。我读祖母写给父亲的信，就时常会静静地泪流满面。这种跨代解读，因为血脉相通而没有任何困难。有一封信，祖母用的是香烟包装盒纸，香烟品牌是“大前门”。纸中有一大片污渍，她的笔就躲着这片污渍绕着写。如今，时间让这片污渍不断浸染扩大，已经吞噬大部分文字。隐约中，只见到四个字：我儿勿念。我推断，这文绉绉的四个字，是祖母从祖父那里现学现用的。因为祖母的一生，识字不过百十来个。但祖母敢于提笔，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支撑她。我合计过，祖母给父亲写每一封信，大约都只有七八十个朴素的字。朴素到封封都要告诫父亲“要听党的话”，要“相信组织”，“干工作不要怕脏怕累”。所以，我有时候必须哭着读！“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七八十个朴素的字，字字牵肠挂肚，句句有泪不弹，时时催人奋斗。有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祖母就会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虚心”就写“书心”，“牢记”写作“劳记”，或者干脆画一个符号来代替。这些符号，只属于祖母和父亲他们母子俩。他们约定俗成地赋予符号意义，他们毫无障碍地使用和交流。每每读到一个或者一连串符号，我时而酸楚，时而感叹，心头涌上很多复杂的情愫。我最终也不得而知上面的文字。有几封信，祖母写在黄草纸上。当年，这类黄草纸是南杂店用来包红糖的。现在，这些纸已经极度脆弱，它们安静地蛰在信封里，我都不敢打开它，害怕有一个地方再次决堤。当时，乡下人家里不会常有浆糊，更没有现在用的固体胶棒。有时候，祖母写完信，干脆用饭粒粘住封口。这些饭粒，因为祖母，因为岁月，因为与字和纸的缠绵，在我的视线里变得如此圣洁，甚至有些神秘。

　　“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最懂信的人，莫如游子，莫如杜牧。而之于我，感谢岁月，让我最终得以理解父亲的行为方式，并通过他的思维频率与情感路径读懂世间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