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大明东西洋海道图》 选自《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林梅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宜德”号沉船“大明宣德年造”款青花执壶与桑托斯宫佩索托青花执壶 选自《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我们今天因为全球各地联系之紧密而将地球称作“地球村”，但在古代，各个世界则更类似于茫茫大海之中的“文明岛”。大航海时代之前，各个“文明岛”之间虽然也有一些宛若游丝的联系，这些游丝到后来也逐渐发展为涓涓细流乃至奔腾的湍流，但直到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人类用实践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可以“西辕东辙”，大海大洋不再是隔绝各个“文明岛”的天堑，而是互通有无的坦途。

　　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新作《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以下简称《观沧海》），以曹操诗作《观沧海》为主标题，利用海内外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从考古、历史、艺术等多领域，探讨了大航海时代西欧天主教、中西亚伊斯兰教和东亚明代中国三大“文明岛”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全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插图精致，文字优美，以图论史。读罢全书，手不释卷，有三点感受与启发。

　　壹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瓷器之路”

　　《观沧海》所用插图的数量十分丰富，包括瓷器、钱币、工具、书画、地图、建筑景观等，而其中数量最大的则是瓷器。中国瓷器的发展经历了诸多不同的阶段，青花瓷是明清时期瓷器的代表。明清时期对应的正好是大航海时代，青花瓷也正是当时中国最为大宗的出口商品。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领略各种瓷器的风采，比如青花瓷盘、碗、瓶、瓮、炉、执壶、花浇、笔盒、蒜头壶以及景德镇正德窑红绿彩大盘与碗。这些瓷器，或是出土于菲律宾、叙利亚、马来西亚、伊朗、中国香港以及大陆各地，或是收藏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美国、葡萄牙、中国、英国、伊朗、希腊、阿曼等国博物馆、基金会或私人收藏家。此外，我们还能见到一些伊斯兰世界仿制的瓷器或陶器。比如，藏于德国的伊斯兰釉陶瓶，藏于叙利亚的仿元青花陶器，藏于土耳其的仿龙泉青釉碗和藏于伊朗的仿克拉克波斯陶盘等。作者还将收藏地相隔万里的同型制瓷器摆在一起作比对，以揭示瓷器辗转流传背后所承载的交通路线和历史变迁。

　　正如林梅村教授在书中所说的，葡萄牙人主导东西方海上贸易之后，开始了在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定制，而波斯人则不仅积极参与景德镇青花瓷的外销，而且前往景德镇直接参与青花瓷的图案设计。《观沧海》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卷：围绕瓷器，中国人、波斯人、葡萄牙人，上演了一幕长达200年的历史舞剧。可以说，大航海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海上“瓷器之路”。

　　贰 诸文明均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的进程

　　传统观念认为，大航海时代先由西班牙、葡萄牙开启，随后为荷兰、英国所继承，直至18、19世纪整个东方陷入西方的殖民统治。不过历史是复杂的、具体的，而非简单的、抽象的。历史事实是，东西方诸文明，均通过冲突与交流两种方式，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的进程。《观沧海》不仅提到了中国、葡萄牙、伊朗，而且也提到了撒马儿罕、奥斯曼、阿拉伯等政权、族群与文明。

　　从《观沧海》篇章结构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诸文明对大航海的参与。全书共12章，第一章是回顾2000多年来中国远洋航海史，中间9章主要讲的则是瓷器、艺术、知识在亚洲东西两洋的传播和交流。其中既有各个文明在北京、舟山、霍尔木兹这些“点”上的冲突和交流，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线”上的冲突和交流，更包括在更大范围内中国与中西亚伊斯兰世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交流。最后，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寻访了古代文化交流遗迹——中国舟山普陀和法国尚蒂伊宫的中国花园。

　　诸文明均能参与大航海时代的进程，得益于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使得所有临海国家，哪怕相隔万里，也都因此成了“唾手可及”的邻国。世界不再是几个“突出部”的组合，而是纵横交错、紧密交织的一个整体。当然，这一整体既包含了文明的交流、进步和繁荣，也包含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奴役与毁灭。16、17世纪的亚洲在欧洲面前并未完全处于下风。诚然，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占领了印度次大陆果阿等沿海城市，占领了马来亚的马六甲，骚扰过广东沿海，占据过浙江双屿，不过在面对中国与波斯强大压力下，他们又退出了双屿，弃守了霍尔木兹岛。我们在书中看到，1548年，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都御史朱纨击溃葡萄牙人，填塞了双屿港。1622年，波斯人在英国舰队的协助之下，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了霍尔木兹岛。而更晚一些，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中国海上霸主郑氏集团面前，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地图也是《观沧海》一书的重要内容，插图数量仅次于青花瓷。作为体现领土观念、宣示管辖权等政治含义的地图，我们能在书中看到诸如《郑和航海图》《西域土地人物图》《筹海图编》《两浙海防类考》《大明东西洋海道图》《东洋南洋海道图》《郑芝龙航海图》《蒙古山水地图》《西南海夷图》《东西南海夷诸国总图》等中国绘制的地图，也能看到《加兹温尼圆形世界地图》《伊第利斯方形世界地图》等伊斯兰文明绘制的地图，还能看到《中国新图》《东印度新图》《亚洲新图》《雪尔登中国地图》《日本印度洋地图卷》等西方绘制的地图，不管是哪一文明绘制的地图，都离不开其他文明知识的积累与沉淀。

　　从历史和地图这两个意义上说，诸文明均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的进程，而西方人完全主宰东亚的海洋，则是一二百年之后的事了。

　　叁 研究大航海时代历史，要把握丰富的史料

　　《观沧海》书中插图所呈现的青花瓷、钱币、工具、书画、地图、建筑景观等等实物或考古资料，与文献一样，都是本书所依据的史料。作者大量利用实物和考古资料来论述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利用音韵学、历史地理学以及田野考察的方法来考证、推论具体问题。

　　比如，作者通过八件器物——出土于印尼雅加达北郊的石制葡萄牙“发现碑”、葡萄牙人桑托私人和葡萄牙梅德罗斯·阿尔梅达基金会分别收藏的青花执壶、印尼雅加达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蒜头壶、美国皮伯迪·埃萨克斯博物馆收藏的耶稣会青花碗以及葡萄牙在本土、印度和马六甲发行的金银币——所呈现的相同的浑天仪纹章，揭示了葡萄牙人在印度、马来亚、印尼等地的殖民行径以及在中国景德镇的青花瓷定制活动。作为考古学家，这不仅是林梅村教授的学术优势，更是其职业“本能”。

　　因此，我们能感受到本书史料种类与数量之丰富。史料丰富，正是大航海历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学意义是开创了一个“全球史”的时代。大航海历史作为“全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基础就在于史料的极大丰富。这不仅仅是因为“大航海”本身使得以全球为背景的交流得到了极大发展，更关键的是，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史料极大丰富地保存了下来。各领域、各语种、各载体形式的史料，不可胜数。这些史料，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广度、深度、细致度以及载体的多样性程度上，也都远超之前各代。因此，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而没有极大丰富的史料，也就没有大航海历史的研究。

　　不过，史料匮乏令人头疼，史料太多也令人头疼。历史研究讲究充分利用史料，推崇“皓首穷经”。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说过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这个意思。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全部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读完、看完，都非个人人力之所能及。况且，对于大航海历史而言，很可能同一研究对象的相关记载，散落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语种的史料当中。纵为语言天才，也很难掌握如此众多的语言，阅读各语言的史料。

　　史料除了文献，还有考古。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推动历史考证与研究。20世纪末，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结合在一起，将历史、考古、物理、化学、天文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多学科协同工作方面，堪称典范。虽然该工程有很多问题，也有不少遗憾，但至少留下来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和“先行者”的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否认。

　　林梅村教授在书中对各种实物史料的利用，或是引用他人成果，或是与他人一道开展研究，将文献与瓷器、石碑、钱币、建筑、地图等等实物史料结合起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这是一次跨学科、跨语种、团队协作的成功范例，也是未来历史学的必由之路。

　　阅读大航海历史，难免会将自己的情感代入历史。作者在书中写道：“郑和下西洋时代，西方帆船无论在规模、船舶性能、载重量等方面远不如中国发达。不过，两个世纪后，中国帆船不断受到禁海令的限制和打击，日趋衰落，完全丧失了与西方海船的竞争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伊斯兰世界。1483年，中亚的帖木儿汗国通过海路向中国贡献狮子，遭到了中国官员的阻止。此后再未见到中国与伊斯兰世界通过海路进行官方往来的记载。10年后，哥伦布开始首次航行，发现美洲。15年后，达·伽马起航，向着印度的方向进发……

　　（作者：姚胜，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