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路遥文学奖得主何顿《幸福街》新书发布暨签售会在湖南省图书馆举行。

著名作家何顿。

红网时刻记者 蔡娟 摄影 施文 通讯员 陈漫清 长沙报道

“ 作为作家，如果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书记员。我们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法国是怎么回事，读狄更斯的小说就可以看到英国那个时代的样子。我希望百年以后的读者，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知道当时湖南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1月27日下午，著名作家何顿携最新长篇小说《幸福街》现身在湖南图书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作为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原创之春推出的重磅作品之一，《幸福街》已在201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积攒足够的人气。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幸福街》在长沙出版上市。新书发布会这天是周日，活动开始前半小时，上百名提前报名的读者已将会场坐满，没有领到座位牌的读者只能站着听。何顿早早来到省图候场，一身简装、标准平头，被慕名而来的大批读者团团围住签名。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何顿工整地写下“带着《幸福街》，过幸福年的祝福签名。”

《幸福街》是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作协、长沙市文联、长沙市作协致力主抓原创的重要成果，也是湖南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当天，来自相关单位的嘉宾、专家也闻讯而至，高朋满座。

“写《幸福街》，是什么事情触发了你？”写作中，你最喜欢、特别着力的是哪几个形象？”“对这部小说有什么期许？下一部长篇有什么计划？”……新书发布会上，最令人期待的时刻，莫过于文学对谈环节。与何顿对谈的嘉宾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龚旭东。回望创作缘起、剖析人物形象、畅谈写作心路，何顿与龚旭东对谈持续一个半小时，全程讲长沙话，带领读者一探何顿笔下的“幸福街”。

历经生死沉淀，书写“50后”命运史

众所周知，2019年初始，有两部长篇小说尤其引人关注，一部是李洱的《应物兄》，另外一部就是何顿的《幸福街》。有人说，如果说《应物兄》是“当下的《围城》版”，那么《幸福街》就是“当代的《京华烟云》”。在2019年原创之春新春发布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给予这部作品高度评价：“何顿的《幸福街》某种意义上是城镇版的《平凡的世界》。”

《幸福街》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在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的故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几乎在所有细节上，都是经得住检验的，成为“历史的书记”。60年，一条街，在两代人的命运里，看尽“凡俗里”的人间烟火，折射出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

何顿作为湖南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禀持着“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的创作理念。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曾赛丰介绍，《幸福街》从构思、写作、几易其稿到正式出版上市，经过了长达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可见这部作品在何顿心中的分量。

龚旭东、何顿对谈现场。

“我想写《幸福街》，确实动了十几年的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何顿就起了心，想写他们“50”后这一代人的故事。只是那时候何顿觉得还年轻，这代人还有很多冲闯、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还不到动笔的时候。直到2015年，何顿得了一场大病，在医院的一个黑板上，写着他的真名：何斌，直肠癌。“我天天望着黑板，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不找点事就荒废了。我就想死之前把这个写了。”病床上，何顿不停地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有一天脑海里就浮现出“林阿亚”这个人物，于是触发了《幸福街》的落笔。

“《幸福街》，其实就是写我当年生活过的那条街。那条街在南门口与一师范接壤的地方，我写的就是当年的那条街道、那些命运多舛的人。”上世纪90年代起心，经过近20年思考，经过生死沉淀，《幸福街》历时3年写作完成。何顿表示，“《幸福街》是对我过去一系列作品的一种总结，我想以群像的形式来写我们这一代人。以前，我写的只是局部，写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人的命运，故事是短暂的，人物写到40多岁，小说就结束了。这三年，我想从一代人的角度来思考和总结。因为我最熟悉这代人，小学同学、初中同学、知识青年，他们的命运、生活状态我都知道。这部作品是对我以前写过的这些人物的归纳和总结。以后我也不会再写这些人物了，这是一个完结篇。”为什么取名《幸福街》？何顿说，“因为健康就很幸福，活着就很幸福。”

在评论家看来，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现在整个当代创作，流行一种非历史化、跟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很难看到真实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历程，而《幸福街》则深刻地还原了时代的风貌。

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展示生活的本身和本质”

何顿的人生，也如他的小说一般丰沛而起伏。下过乡，读过大学，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沙市文联副主席、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读大学的时候，觉得没文化会被淘汰，没文化当不好一个画家。我就想着要去读名著。那几年就放肆读书，没想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兴趣。原本想当个画家，经历那么多事后，我想我也可以当个作家，作家更可以表现自己对时代、对几代人的认识，画画不足以表达我的心声和内心的感慨。”

作为湖南土生土长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何顿的创作成就始终处在中国文坛“十分显眼”的序列上，创作出了许多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和《流水年华》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黄泥街》《就这么回事》和《湖南骡子》等，曾多次获得各项文学奖，其中长篇小说《黄埔四期》获第二届路遥文学奖。

《幸福街》图书立体封面。

如同福克纳的奥克斯福、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卡小镇、沈从文的凤凰古城、鲁迅的绍兴、莫言的高密乡，长沙人何顿也在故乡的古巷老镇里开辟了自己的“天地”，比如《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黄泥街》等，《幸福街》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何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地域色彩也是世界色彩。”他在三四十年的写作生涯里，用许多作品与不同时空下的读者达成了坚固的情感同盟。

何顿一直关注现实并忠实记录。“我觉得作家有几种，我属于把生活记录下来的这一种。在小说中，我很反对批判、上升。我读过很多伟大作家的小说，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他们并不在作品中去评述什么，不对塑造的人物去进行更高一层的思考。也许是我读的时候粗心了，但是我感觉不到。当然，也有米兰·昆德拉这样带有哲理性思考的作家，这一类型不适合我。我只想把生活更好地记录下来，去展示生活的本身和本质，读者可以自己从作品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关注和描写底层人物，是何顿始终遵循的创作理念。《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就这么回事》中的侯清清、李志斌，《黄泥街》中的张逊，《幸福街》中的何勇、黄国辉、张小山……许多长沙读者看完作品都会惊呼：“何顿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一模一样！”

“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血液，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是何顿创作的一大特色。对此，何顿说，“我特别关注底层人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更原始、更本性，有些地方更人性化，有一种自我的展露，有些东西更令人震撼。我这辈子，从读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的都是普通学校，基本上接触的都是普通人。”

何顿回忆道，上个世纪90年代，40多岁的他经常骑摩托车到靖港、铜官、丁字湾等周边古镇走访。“那个年代，我读书读杂志多。我觉得自己搞文学，不能不晓得其他作家写的是什么。了解之后，我发现90年代以来，写农民、写乡下的题材多，城市里写军人、干部、工人比较多，写乡镇的还是个空白。于是，我就想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乡镇生活，这个想法很膨胀。”

那些年，除了了解自己的同学，何顿还曾在靖港镇住了两次。“靖港有个旅社小老板，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非常谈得来，给我提供了好多故事，那些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后来，何顿写了很多中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上，“这些题材全部来自于镇上生活，我只是把城市的市民、同学的故事内容糅合在一起。“

书稿修改4轮，率性的语言很”何顿“

“黄国辉喜欢听表扬，就做得更好了，课堂练习和家庭作业都做得工工整整。这让张小山莫名地嫉妒起黄国辉来了。张小山最不愿意输给黄国辉，他父亲是干部，黄国辉的爸爸是杀狗的，他怎么可以落后于黄国辉？……”活动中，何顿用长沙方言即兴读了书中《张小山，你是舍己救人的小英雄》章节节选的两段，这样的叙事方式很”何顿“。

何顿很擅长写普通人的命运变化，在《幸福街》这部小说中，再大的历史风云，也会在小人物的命运里得到了折射。因此，《幸福街》是饱满的、生动的、曲折的，也因此有些琐碎、拉杂、丰沛而泥沙俱下。作为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何顿的辨识度很高也在于他的写作历程，他基本上是一种民间历程。而且他的写法也是一种很自由的写法，就是直接面对生活，生活什么样，他把他提炼出来，再把它表现出来。

龚旭东说，他将《幸福街》反复读了四遍。“这本书很典型地表现了195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何顿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他的出生、性格、气质决定了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会去选择这个选择，必然会有不一样的后果。这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和经历，最后导致这一代人人生经历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因为读书改变命运；有的人立足于本土，依照自己的心去做事，最后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扎扎实实的成为一个人；也有的人在这个生活经历中经不起诱惑，有了很不堪的、艰难的命运。这样一种分化，我觉得何顿表现得特别真实、珍贵。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没有粉饰、伪饰、夸饰，而是按照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何顿《幸福街》新书发布会现场高朋满座，座无虚席。

《幸福街》一书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何勇、黄国辉、张小山是“油盐坛子”朋友，三个人命运分化令人唏嘘。林阿亚、周兰、赵春花等女性形象，也十分出彩。而何顿本人透露，他特别着力于三组人物的塑造。第一个着力的是周兰，写父母那一辈的人，她的命运很坎坷，严伟要来玩弄她，她为什么要接受严伟，对她的心理揣摩需要很多，何顿于是和妻子探讨，又跟别人探讨，心理描写改了很多遍。

第二个人物是林阿亚，她是《幸福街》创作的触发点，在这个人物身上花了很多心思，何顿曾经想去掉她去领骨灰的那个章节，“一个小女孩，当她领父亲骨灰的时候，突然骨灰盒摔地上，她对着骨灰喊爸爸，我自己眼泪都出来了。”何顿凝重地说。

第三组人物是何勇，也是何顿特别喜欢的。何勇的岗位很平凡，在自己的岗位、家庭中扎扎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当自己该当的角色，作为派出所所长，他受过很多诱惑，能够保持初心，特别可贵。还有一个与何勇相对应的朋友黄国辉，何顿也特别喜欢，他是一个很讲义气、很真诚实在的人，学过武，所以当协警，见义勇为做得很好，最后，因为性格的弱点杀了人，最后被枪毙，这个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特别真实。“写作黄国辉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就是南门口、下河街不读书但是听书的人，听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这种类型的人脑壳里储存的是传统文化，讲义气的，可以不分好坏，黄国辉就是这类型。何勇作为警察是有原则的，多次警告、提醒黄国辉不要犯错误，最后黄国辉还是犯了法。黄国辉觉得羞愧，这种心理是男人之间才有的，觉得没听你的关心。”

何顿、龚旭东与书迷们合影。

何顿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稿而成，写完就出版，从不修改、压缩。《幸福街》其实早在去年5月份就完成了初稿。但由于省、市作协和文联的高度重视，请来了全国最好的批评家来改稿、提意见，有的意见非常尖锐，书稿改了4轮，这种经历是何顿创作中少有的。这种修改的力度也超过了以往很多重点小说，修改是多方面的，内容更凝练，人物更鲜明，情节发展更合理。而在龚旭东看来，语言是修改后的《幸福街》最出彩的部分。“何顿的语言是很率性的，他的率性的语言已经形成了风格特征，甚至有点粗糙，糙恰恰是人物身上的特质。”

何顿也坦言，这部小说自己是放肆动了脑筋的。“面对电脑，我就看这一段话有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我在做手艺匠人，要把花绣好，细节就是一朵一朵的花，把每朵花绣好，就组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次印出来有38万字，动好多脑筋，头发白成这样了。”本来《幸福街》不是现在的这个结尾，为了改写结尾，何顿还特意征求了女儿的意见。何顿女儿如今也是网络文学作家，一眼就选定了新的结尾。

在《幸福街》的写作过程中，何顿的下一部长篇写作计划已排上日程，这是一部有关国术的小说。“没办法，我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幸福街》还写完，这个人物就蹦出来了。”何顿打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