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文/王春瑜

香江叶落粤天高，大侠英魂任逍遥。去年当代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先生逝世，虽享94岁高龄，但我仍深感悲哀。我不禁想起亡友冯其庸老学长1981年在访问美国期间夜读金庸武侠小说，激赏之余，情不能禁，写诗一首的情形。诗曰：

千奇百怪集君肠，

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

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酒千斛，

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

依然青史要评量。

——赠金庸

此诗发表后，金庸大为欣赏。我以为，其庸先生的这首诗，形象扼要地点明了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及历史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0年内，未必能产生第二个金庸。

真是三生有幸，我与金庸有过交往，成了友人。2007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我提供的1922年刊行的《童谣大观》一书，分别请金庸和我作序。金庸在序中说：“资料中说到，中国社科院的王春瑜先生也很推崇这本书。王春瑜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到香港来访问时我曾接待过他。他对历史的造诣我是很佩服的。虽然，我们两人对于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的事迹等等意见差距很大。但意见不同并不表示不可做朋友，我仍记得他对历史的忠诚和执着，以及我心中对一位历史学家的敬佩。”金庸对我的夸奖，我固然不敢当，但老先生当年对我的盛情款待，是我终身难忘的。

1987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为期四天的“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美国、法国、中国的文史学者20余人应邀赴会。我提交大会的论文是《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与金庸相识。

金庸是位大作家，也是以写《明报》社评闻名于世的政论家和拥有几亿港元财产的企业家。他居住的山顶道一号住宅，是香港的十大豪宅之一，有假山、游泳池等。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位具谦谦君子之风的学者。记得会议开幕那天，与我同住一个宾馆的香港学者潘铭燊博士、台湾报人叶洪生先生，以及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汉学家马幼垣教授等，都提前赶到了会场。主持会议的陈永明博士却对我们说：“查先生早来了！”金庸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寒喧。在开幕式上，他作了长篇发言，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其中说到武侠小说对辛亥革命的促进作用。这是个很新颖、也很重要的观点。犹忆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曾读过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即感受到其中强烈的侠义精神。我想金庸很可能也读过这些杂志，并读了近代史专家的有关论文，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他的精彩发言，决非一般文人所能道也。

金庸是位性格活泼、幽默，也爱开玩笑的人。第一天会议结束后，金庸在很有名气的利园酒店彩虹厅，设晚宴招待与会学者以及记者和香港文化界人士，如著名作家、也是金庸挚友的倪匡等人，整整坐满了三大桌。因是对号入座，我眼睛近视，而且平素一贯大大咧咧，看到第一桌金庸对面的席上，有我的名牌，就坐了下来。金庸见状，马上招呼我说：“王先生，请过来，那是我们王世瑜主编的座位。”正说着，香港著名才子王世瑜先生已经走过来，金庸作了介绍。我俩见彼此的名字如此相近，不禁笑了起来。可是，当我在紧挨金庸的右手席位看到我的名牌时，心中不禁一动。我知道，这是主宾席，在整个宴会期间，酒菜都得首先从这儿上起。这真使我不安。虽说作为大陆的文史学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国际会议上，我从来都是谈笑自如，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宣读的论文《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也受到了学者的好评，但是，想到自己毕竟是史学家，偶而涉足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而已，敲敲边鼓，并非武侠小说专家，特别是想到赴宴的其他年长的学者，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坐在主宾席上。然而我随即意识到，这是金庸对大陆学者的礼遇，也是他对大陆情有独钟、无怨无悔情结的流露。他对故国山河、斯土斯民仍怀着赤子之心。我的有些惴惴不安的情绪，很快便被金庸幽默的致词引起的笑声、掌声所消除。他说：“小说里的每次武林大会后，总是盛宴，接着就是打个你死我活。这次我们召开武侠小说讨论会，也是武林大会。不过，希望诸位小宴后，千万别打斗！”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

金庸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家宴，中西合璧，一碗泰国进口的燕窝粥就要花1000港元。我这大半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饭，是金庸先生家中的这顿饭。

金庸先生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