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这是中华书局已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的第八部史书。作为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牵动着学界和读者视线,该工程凝聚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接力,充分展现了学术传承与进步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又有新成果。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后,该系列第八种《隋书》修订本面世。近日,《隋书》修订本出版暨“隋代的意义”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堪称“人气王”,牵动着学界和读者视线。《隋书》修订本主持者吴玉贵、孟彦弘强调,“二十四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很特殊。与个人研究不同,“二十四史”的整理修订,尽量避免施加过多“个人”色彩,不为彰显个人所谓独到之见,而是尽量体现学术界的共识,使它能够更好地为“天下之所共用”,惠利后人。
值得一提的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凝聚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接力,充分展现了学术传承与进步。
知名度不算高,重要性却是“唯一的”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是唐朝魏徵、长孙无忌等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书,记述了隋开皇元年至义宁二年共三十八年的历史,系统保存了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典章制度最重流变,但典制的变动与朝代的更替往往并不同步。而《隋书》十志对典制沿革的“完整性”有清醒且充分的认识和自觉,表现在对典制溯源“接续”的处理上。
“《隋书》系统总结和记述了南北朝后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因此,跟别的正史比起来,《隋书》的重要性不光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看来,与前四史相比,《隋书》知名度不算高,知道和了解的人并不多,但这不意味着重要性低——对研究隋代历史来说,它却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
吴玉贵说:“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继承,唐朝的各项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或确立,到唐代以后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从寻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说,要想透彻理解唐朝,就必须回到隋朝,在《隋书》中寻找答案。”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运用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对二十五部“正史”进行首次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半个世纪以来,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和研究。自2006年起,由中华书局组织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充分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学术规范加以复核和提升。
十年功成,学术规范严谨中更有代际接力
《隋书》同样有所提升。“点校本原有校勘记80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2388条。其中删去旧校80余条,新增校勘记1660余条,另外改订标点数百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谈到,《隋书》2009年重新修订改以百衲本为底本,并通校参校多本,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本的基础上,对原点校本的校改之处均一一复核。严格遵守有底本校勘的原则,凡底本文字的改动,必一一出校说明,改变了原点校本“不主一本”和“择善而从”带来的缺憾。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说,这次校勘修订尽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除原点校本曾系统利用的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李慈铭《隋书札记》、张森楷《隋书校勘记》、张元济《隋书校勘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岑仲勉《隋书求是》等外,对原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发表的成果,特别是散见的校读札记作了全面梳理利用,并大量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相关资料进行校勘。与此同时,没有减少任何旧版的学术信息,“不错即不删”,对原有的校勘记,基本“只做加法、不作减法”;原校勘记需补充资料或论证者,适当加以增补;欠妥或失误者,才加以修改或删除;失校者则补写校勘记。
《隋书》修订十年功成,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更是凝聚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接力。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仅上海复旦大学,就曾经承担了《三国志》《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种正史的修订工作,前辈学者朱东润、陈守实、胡裕树、张世禄、谭其骧、王运熙、顾易生、徐连达、邹逸麟、王文楚等先生都曾为此付出过心血。修订工程启动以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古籍所多位学者投入其中,为修订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持。
出版界与学界的携手,也滋养了彼此。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团队,承担了其中三部正史修订,陈尚君在研讨会上感慨:“参与修订流程后,可以切身感受到整个工作的规范严谨,相当于自己也再次历经专业的学术训练。有关各处修订讨论来往的邮件都会打印出来存档,以备查勘。”(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