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提笔写美国，首先跳到笔端的，竟是在纽约的一次航班误点。

机场依然敞亮如昼，乘客依然穿梭如织，夜却分明已深已晚。时针早就跳过了九点的登机时间，机场仍旧没有飞往旧金山的航班信息。南部连天大雪，纽约还窝在厚厚的积雪里。机场虽有供暖，但窗外的寒流汹涌澎湃，让人担心随时翻卷过来，倾覆了这座温暖的孤岛。

大约午夜，广播有了通知：航班临时取消，原因是机长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一行面面相觑，似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待到广播重播，才确认先前并未听错。这事荒唐得有点超乎想象，大家张着嘴，半天不知该说什么好。同一航班金发碧眼的老外，迟疑中站起身来，摇摇头缓缓地走出大厅，将我们这群中国人扔在了惊愕里。

深夜航班临时取消，我在国内国外都碰上过，说不上有多新鲜。有一回飞延吉，在北京机场等到夜里一点多，说是天气原因不能飞了，惹得乘客摩拳擦掌，和登机口的工作人员推推搡搡闹到早晨。另一回是飞贝尔格莱德，夜里在维也纳转机，预订的航班因乘客太少不飞了，把我们留在机场冻了一夜。因为原本没准备在维也纳逗留，临时无法在奥地利入境，我们只能待在中转区，等待次日早晨的航班，活脱当了一回斯诺登。机场关了空调，行李又托运离身，大家冻在机场里，瑟瑟发抖等不到天明。

没想到在美国也碰上了航班取消，更没想到航班取消的原因是飞机丢了机长，比原因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机场广播的坦率和泰然：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机长找不到了！这事若在国内，大体对外会说是天气的原因，何况窗外的确寒风卷裹着雪花。我想象第二天美国的媒体必定一片哗然，社交网站更会吵得热闹喧天。准备发个稿子给自己的报纸和网站，抢个新闻时点。转念一想，还是等美国媒体发了，再去转他们的稿子。我给国内拨了电话，让他们关注美国的媒体和社交圈，看看机长去哪儿呢？

次日国内回复：美国没有报道。我请同行上网搜索，果真没有。一个航班两三百号人，不可能消息传不出去。以美国媒体钻山打洞挖新闻的能力，总统的丑闻都能从白宫抠出来，机场不可能把糗事捂得密不透风。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美国的媒体和自媒体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或者，就是这个国家的宽容度，大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一个正在当值的机长，莫名其妙地跑得找不到人了，将几百名候机的乘客扔在了寒夜里。这事如在中国、日本或韩国，至少举国上下吵嚷一星期，不吵得航空公司道歉，不吵得管理当局禁飞这位机长，这场舆论危机就过不去。

此事的确可大可小。一直令我颇费思量的是，这事为什么在美国可小，小到媒体、自媒体寂寂无声？这事若在国内为什么可大，大到媒体、自媒体吆喝喧天？

02

第一次去看白宫，或许都会有几分失望。这幢差不多每天都会在媒体露脸的白房子，比想象中小了很多，也灰颓了很多。房前的南草坪，更没有电视镜头中那般诗情画意。我第一次站在草坪边，是在傍晚时分，如血的残阳涂满白房子和绿草地，隐隐地透出几分悲怆。或许因为“9·11”事件发生不久，那些惊恐的画面，还存在脑中挥之不去，情绪中带了好些悲悯。

草坪边依然满是散步的市民，抱着小孩，推着老人，挽着情侣，牵着小狗，神情闲适得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人们似乎也不在意眼前的白宫在忙碌什么，他们更在意的，是眼前一抹夕阳，和渐次亮起的满城灯火。

当然，也有日夜盯着白宫死磕的。有个老太太，三四十年前就支了个窝棚，吃睡在白宫门口，举着牌子和总统叫板。如果你去南草坪，最有可能遇到的美国名人，就是这位名叫皮奇奥托的老太太。1981年起，这位在越战中失去了丈夫的遗孀，便用防雨布和纸板在南草坪边搭起了棚子，举着各种文字的标语反战反核。只要白宫一出兵，老太太便在南草坪大呼小叫，弄得白宫很丢面子。起初警察强拆清场，惹得媒体一边倒地起哄。民众虽然不会拿几十年生命，去当一根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扯着嗓子吼几声，也算表达了自己对法律的维护。市民甚至给窝棚编了门牌号码，白宫是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窝棚则是1601号。我去白宫的那个傍晚，老太太正举着世贸大厦废墟的照片演说，大意是如果不是白宫四处出兵，怎么会惹得人家开飞机撞你。老太太那一头雪白的乱发，飘飞在血色的夕阳里，招魂似的刺眼锥心。

再次见到这位孱弱的反战斗士，是在四五年后。清晨起来，围着南草坪散步，看见老太太酣睡在窝棚里。一群松鼠在窝棚边蹿来跳去，其中一只大摇大摆地跑进棚里，凑在老人头边吱吱吱地耳语。我不知道老人还能在这里支撑多久，如果哪天窝棚拆了，或许美国人会很不习惯，甚至觉得国家反倒少了一面人权的旗帜。后来联想到机场的事，我慢慢明白，在美国媒体和民众眼中，究竟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

03

距离南草坪不远，还有一排很大的工棚，那是为建造马丁·路德·金的石雕临时搭建的。石雕的设计者，是我在文联时的同事雷宜锌。当年他上班在画院，那里进出的都是书家或画家，只有他一个玩泥巴的，每天一身泥糊糊的工装进进出出，格外形单影只。

走进工棚，雷宜锌正在简陋的工作台上忙碌。夕阳从窗外斜照进来，洒在他蓬乱的长发和胡子拉碴的脸上，看上去他自己就是一尊雕塑。我们的到来，让他颇有几分意外，搓着两手不知说什么好，干脆将我们带到雕像的泥塑大样前，讲起他的创作思路。雕像建造的地方，是马丁·路德·金当年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旧址。雷宜锌从演说中“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这一金句得到启示，设计了马丁·路德·金从绝望之山决然走出的立像。

雕像是面向全球征稿，共有2000多名雕塑家竞稿，最后雷宜锌胜出。结果一经公布，反对之声鹊起：美国的民权领袖，怎么可以由一位中国雕塑家造像？尤其是政治家们恼火，他们无法想象，在美国的政治中心，耸着一尊中国雕塑家的作品。马丁·路德·金基金会最后拍板，既然是面向全球征集，就得尊重评选结果。

相距马丁·路德·金的雕像不远，还有一座更早建造的越战纪念碑，设计者是华裔中学生林璎。她的姑姑，就是大名鼎鼎的现代诗人林徽因。越战是美国人一块不愈的心灵伤疤，由一名华裔来设计纪念碑，好些议员和越战老兵愤然反对：当年不是中国两肋插刀帮越南，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战死在那片恐怖的丛林？有人吵归吵，最终依旧尊重了征稿规则和民意。林璎因这一设计，后来被评为“二十世纪100位最重要的美国人”。

美国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的国家，但在权力与民意、政治与艺术之间，仍有一个角力的空间。这个空间，每每能让民意和艺术，避开权力与政治偏见的直接碾压，最终获得艰难生长的机遇。

04

应该是华尔街最寒冷的一个冬季。

大雪刚停，太阳透过鳞次栉比的高楼洒落在街面上。风不大，却硬得像刀，从靠海的那一头刮过来，连阳光的斑点，都冻在了街道上。平日里被人簇拥的华尔街牛，孤零零立在街头泛着冷光。往常雄赳赳的那副睾丸，吊在寒风中没精打采，看上去被冻得萎缩了许多。

街头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游魂一般，仿佛误入了一座败落的史前古城，探头探脑不知道自己该看些什么。形影相吊的记者，挎着长枪短炮的镜头东张西望，如同非洲荒原上巡弋的豺狗，希望意外捕捉到一头猎物。占领华尔街的斗士们，被警察驱赶得七零八落，留了一地的标语和枯黄的落叶堆在街边，被穿巷而过的寒风吹来拂去。银行倒闭的多米诺效应还在放大，机构裁员的瘟疫正在蔓延，占领华尔街的抗议可能死灰复燃……这一股股寒流汇成的冷气漩涡，将华尔街搅得周天寒彻，冻僵了美国人的金融梦想，冻伤了美国人的财富自信。这条想象中黄金满地、富豪盈市的传奇街道，似乎已被冻成一条僵蛇死蛇。我不知道这条蛇是否还能暖过来活过来，更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暖过来活过来。

四五年后再去，竟有隔世之感。记忆中空空荡荡的街头变得摩肩接踵，冷冷落落的写字楼变得门庭若市，孤孤单单的华尔街牛变得众人簇拥。转眼间，这颗差不多梗死的金融心脏，便恢复了正常起搏，跳动得强劲有力。

二十世纪，金融应该是美国发展最迅猛的行业，也是除了战争，从国际社会为美国吸血最多的管道。金融家们，在法律之上、公平之下的巨大灰色空间中肆无忌惮，使美国的金融效益发挥到了极限。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其实是美国金融体系的一条正常曲线，并非金融失控的结果。通过危机引爆高速发展中埋下的各种地雷，从而维持了金融体制的稳定。危机是美国金融制度允许的一种灰色结果，也是为有序释放金融破坏力而设计的灰色制度的一部分。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红色制度维护的是社会基本公平，灰色制度保护的是社会运行的潜在力量，那是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忍耐力、自愈力和生长力。我们对金融危机的极度恐慌，源自对危机缺少制度性包容；我们对危机的制度性抵制，源自我们对制度设计中灰度空间的道德反感和心理恐惧。结果是，我们时刻都在防范危机，危机却始终如影随形。经济的洪峰何时到来，多大流量，其实我们很难预测，只有当我们将河床拓得更宽，并预留出足够的蓄洪区，洪水才可能沿着我们设计的河道奔流，灾害才可能控制在能够容忍和承受的程度。

05

去法拉盛（Flushing）的唐人街，是为了找家诊所看病。连续寒天冻地的天气，弄得我喉咙上火，晚上咳得睡不下。随身携带的药吃了一堆，还是没能压下去。

约了一家台湾人开的私人诊所，门脸小，陈设也简陋。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后，坐了位五十开外的白褂男人。先是拿了块压舌板看看喉咙，然后站起身听了听我的前胸后背，开口问我都吃过什么药。我告诉他都吃了些什么，他摇摇头说太多了，让我只吃其中两种。他在处方上只开了一种药，让我到街上的药店去买。感觉上，我是几十年前在乡下，找赤脚医生看了一次病。将信将疑走出来，我想着是否要另找一家大点的医院。

药店倒不难找，同一条街上开着好几家。店面虽小，但都挂着大大的中文招牌，有繁体的也有简体的，以此可以区分店主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我进的是一家台湾人开的店子，店里除了西药，汉方药也不少。医生只给我开了两瓶粉红色漱口水，后来遵医嘱用了两三天，喉咙还真好了。

买完药，找了一家临街的中餐馆坐下来。窗外刚刚入夜，灯火已满街通亮。沿街大大小小的中文招牌，横在空中往街心挤，好像赶什么热闹；各种各样的小食与水果摊，魔术似的一眨眼摆满了街头；熙熙攘攘的行人穿行在淌着污水的街道上，抬头找寻自己要去的摊贩或店子。恍惚中我不是在纽约，而是置身在国内某个县城的夜市。

纽约有好些条唐人街，最有名的在曼哈顿。法拉盛的这个街区，最早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人和韩国人混居，后来大陆涌来的人多了，把韩国人挤了出去。既然是争抢地盘，动作就很难文明，砍砍杀杀的事，隔三岔五时有发生。其实不仅是唐人街，大体每个城市少数族裔的聚居区，市容与秩序，都会是这般样子。

陪我看病的李女士，过去是我的同事，十多年前来美国，住在曼哈顿的白人区。她说其实住在唐人街更方便，无奈环境和治安太差。美国的治安原本说不上好，少数族裔聚居区就更糟。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后来者，要在人家的地盘上插脚抢饭吃，不抱团不结盟，不霸蛮不拼命，怎么留得住活得了？漂洋过海倾家荡产跑过来，根本就没留火烧牛皮回头卷的后路。即使真想卷回去，好些人也回不去，比如那些偷渡客和逃亡者。我认识好几位老乡，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也没身份，甚至一句英文都不懂。极端的生存环境培育了极端的生存方式，美国人也无奈地接受了这种极端的生存逻辑。政府不是不管，也不是真管。倘若政府真像当年西班牙人驱赶犹太人那样，美国的民众也会起哄反对。其实美国每个大城市，都是由所谓高尚白人社区和各种各样的少数族群聚居区组成的。美国不像憧憬者想象的那么白，也不像诋毁者描绘的那么黑，美国就是一个杂色拼盘。各种颜色搅和在一起，便成了灰色。美国的本色是灰色。

餐厅渐渐坐满了食客，白的、黄的、黑的皮肤，错杂在灯光下是一幅儿童画。街上依旧熙熙攘攘，肮脏混杂，店里的客人似乎早已见怪不怪，悠闲安宁地享受晚餐。美国人对政府管理效能的要求，好像真的不如中国人高，他们并不苛求政府无所不能，甚至更习惯一个有所不为、有所不能的政府。这其中，有对制度运行中政府无奈的宽容，更有对制度设计中政府无奈的认同。

06

知道旧金山，是在国父孙文的革命事迹中。很长一段时间，旧金山在我心中，就是美国的代名词。那时候天天嘴上喊打倒美帝，心里却记着国父躲在那里干革命，募了很多钱，仇恨怎么都生长不出牙齿来。第一次飞旧金山时，忽然想起来这桩事，不禁哑然失笑。小孩子的历史教育，还真不可目的性太强，断章取义扔个结论在那里，孩子常常捉迷藏似的走岔了路。

空中鸟瞰，一湾碧水挽着的旧金山，在明丽的阳光下格外清爽俊朗。依山环绕的宽阔街衢，错落雅致的现代楼宇，宏大中透着灵秀。这座在1906年大地震中焚毁殆尽的城市，仅仅六年，便重建再生。之后的一百余年里虽有拓展，但城市的骨骼和风姿，却是当年设计和建造的样子。

真正让这个海湾出名的，是一位建造锯木厂的木匠，他在推动水车的水流中发现了砂金，招致淘金者蜂拥而至。一个原本只有八百多人的海湾，不到半年，涌入了两三万人，这中间不少是华工。究竟有多少淘金者发了财，似乎没人说得清。当年控制金矿的大公司，如今多不见踪影，金矿边卖锄镐、工装和巧克力的小摊贩，却成了百年老字号。李维斯牛仔裤、吉得利巧克力，便是其中的代表。淘金发财没发财的华工，除一部分后来涌去了澳大利亚，其余便在海湾定居下来，形成了当年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国父持假身份从这里入境，被移民局关进了大牢。后经当地华人会党聘请律师交涉，得以恢复自由。倘若当年国父久困狱中，国民革命的进程又当如何演进？中国现代的历史又当如何书写？走在旧金山海风习习的街头，我不止一次向自己发问。面对历史的大变局，总有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机缘提醒你，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所谓大事件，常常命悬一线。那细如发丝的历史偶然性，事后想起来，仍会让人急出一身冷汗。会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自然是灰色的。这种灰色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常常庇护了孕育中的鲜亮之色，其间的功过是非，要做一种制度性的评判和取舍，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父当年从事革命的旧址，因为大火和城市拆迁，大多已经难觅踪迹。其中有一栋当年的“广昌栈”杂货铺，是国父筹款时常去的地方。后来政府要拆旧建新，货栈老板的后人为了保留国父革命的遗迹，花巨资整体搬了地方。我去过唐人街的新吕宋巷（Spofford），那里的36号，是国父当年起草《革命军筹饷约章》的地方。那时所筹的款项，有华侨自发的捐款，也有以新政府名义署名的高息借款，甚至还有些是预售的新政府官位。买官卖官，在哪个时代都不是一个政府可干的光彩事，在今天则更是十恶不赦，但在当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历史使命下，筹款的手段已经没法讲究。十多年前，好友刘文武拍《走向共和》，我是策划人之一。剧中的国父形象，比教科书上的更为丰满和可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从来就是一股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革命领袖的形象，也从来就不是纯而又纯的红色，一定的灰度，那才是革命家真本的色彩。

07

两次到旧金山，我都去了渔人码头（Fisherman’s Wharf）。这个当年意大利人盘踞的小渔港，早已是旧金山最具风味的美食广场。这些标示着大螃蟹的海鲜排档，两次去都是人头攒动。老食客都是冲着新鲜肥嫩的虾蟹去的。海湾现捕的海产，加上正宗考究的烹制，自然让人食之不忘，久而成瘾。于我而言，食物倒在其次，摆在首位的，是那里的风光和情调。

排档探入海中，周边泊满远捕归来的渔船。间或几艘晚归，从洒满金红夕阳的大海缓缓驶进海湾，先是海面上的一个黑点，慢慢地犁开波浪，变作一只影影绰绰的小舟，然后晃晃悠悠地靠上码头。虽已不是当年海鸥追帆的木船，但那“突突突”的机车声，低沉而舒缓，由远及近地随海风送来，是一首别样的渔歌。

傍晚时分的夕阳，将亢奋炽烈的光焰射到海上，和海峡对岸的那一脉缓山，山体流畅舒展的曲线与波光粼粼的海平面，形成一静一动、一明一幽的奇妙映照。入夜天海一色，山上层层叠叠的灯火映入海中，如同一湾倒进大海的夜明珠，飘飘荡荡写满海的梦呓。海风轻柔凉爽，若有若无地拂过码头，似乎不是吹拂在身上，而是吹拂在心里。我到过许多渔夫码头，尝过许多海鲜夜市：三亚的大连的，香港的垦丁的，北海道的济州岛的，克里特岛（Crete）的奥斯陆（Oslo）的，尼斯（Nice）的巴塞罗那的，赫尔辛基（Helsinki）的埃斯托利尔（Estoril）的。没有一处如置身旧金山那般，心情浮在大海上如一滴水，飘在夜空中如一缕风，飞在光影里如一点萤……

08

旧金山是美国最具风情的都市。最早登上海滩的西班牙人，随之移民的英国人，淘金大潮中涌入华人、意大利人、巴西人，加上陆续迁入的黑人、菲律宾人、日本人、越南人、尼加拉瓜人（Nicaraguans），从本土带来了自己的习俗、饮食、信仰和文化，并在这个海湾里任性地生长。一年12个月，每个月都有不同节日，绝大多数是少数族群的传统节庆。这片很长一段岁月无法无天的野性土地，孕育了极端自由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衍生了日新月异的自由主义思潮，也移植和生长了五彩斑斓的异域文化。

每年春节，各地的唐人街都会张灯结彩，舞狮舞龙，但很少像旧金山华人那般讲究。第一次去唐人街时，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我去拜访的一位侨领，已在排练舞龙舞狮的队伍了。家中的神龛，还有祭祖用的各种器具，也已被搬出来擦洗一新。小时候在乡下过年，从初一到十五，耍龙舞狮的一班接一班，有时几班狮队碰在一起斗法使绊，咚咚锵锵闹上大半天。如今乡下过年，冷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人，凑在一起不够一支舞狮队。往常除夕各家各户祭祖，打堂尘，扫庭院，燃香烛，放炮仗，老老少少对着祖宗牌位三叩首，那份庄敬肃穆，让人对生命的传续生出一份深深的敬意。现在的年夜饭，图省事都设在了酒店或餐馆，没人顾及祖宗是否要回家团年。这些本土正在消失的仪礼和习俗，却在旧金山完好地保存下来，留下了鲜活的样本。

侨领是福建人，移民已经三四代。因为我去拜访，换了一袭唐装，坐下来自己煮茶，那漱杯暖杯、冲茶斟茶的一招一式，沉稳而流畅。淡淡的一缕茶香，让你觉得世界原本就如此安稳闲在。旧金山是座咖啡之城，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是城市的一道风景。可就在这么一座泡在咖啡浓香里的城市里，还能品到如此精湛的茶道，闻到如此清雅的茶香，让你不得不感叹这里文化的丰富。

老人请我到半山的一家中餐馆用晚餐，挑了面海的一张桌子坐下。坐在这里俯瞰灯火阑珊的海湾，又是一副幽远苍茫的景致。老人说本该请我在家中吃饭，因为这家店子是他开的，也算是在家里。老人点菜的当口，我看着邻桌一对金发的男女点菜。侍应递去几本菜谱，用英文问他们想吃潮州菜、川菜、湘菜，还是本邦菜。客人竟十分内行地点了几道本邦菜。老人为我点的是湘菜，我提箸尝了尝，还真是又香又辣，丝毫不让长沙街头的店子。老人说旧金山不像别的城市，那种似潮似川、不中不西的“中华料理”没人吃，这里各派各系的中国菜，都得做得正宗地道，否则不用说华人，连老外也看不上眼。旧金山有世界各地的美食，把人的口味养刁了，只要不地道，店子就开不下去。别看这些老外，你拿川菜当湘菜，一准骗不了他。假若你碰上的店子湘川不分，那一定是专做旅行团队生意的。我想到出发时带的辣椒和酱菜，在旧金山吃饭，真还没有搬出来摆上餐桌。

09

旧金山的金矿，不在地下，而在地上。我指的是大学。美国的好大学遍布全境，但真正说得上大学之城的，是波士顿、旧金山和纽约。我的儿子北大毕业，后来考到了波士顿。本想趁参加他毕业典礼的机会，好好逛逛这座名校之城，结果未能成行。到了旧金山，便兴冲冲跑去了斯坦福的校园。

世上好些伟大的善举，都有一个悲惨的序章。当过州长的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夫妇俩携子去游欧洲，儿子不幸感染伤寒去世。极度悲恸中的斯坦福夫妇，决定捐出积蓄和养马场，创立一所大学，并以小利兰·斯坦福命名。痛失爱子的夫妇，希望通过这一善举，把加州所有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百多年过去，受到夫妇荫庇的孩子，已经遍及全世界。

丈夫不久去世，学校财务陷入危机。夫人秉承夫君遗愿，决然捐献了包括铁路股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让这所坐落在蛮荒西部的“农场大学”渡过危机，茁壮成长为享誉全球的高等学府。这所历史并不悠久的大学，诞生过83位诺贝尔奖、27位图灵奖（Turing Award）、4位普利策奖得主，并在全球大学学术排名中名列第二。学校一直坚守务实、创业的办学宗旨，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校园中开辟了工业园，后来迅速发展为世界著名的科技产业园区——硅谷，创立了产学研结合的现代教育典范。2017年排名的全球143位科技富豪，有一半属于硅谷。不论旧金山当年挖出了多少黄金，绝对抵不上斯坦福、加州伯克利、旧金山等大学培养的富豪资产的九牛一毛。更何况，这是一座座采之不竭的金矿，近年世界诞生的年轻富豪，有一大半来自硅谷。如今来旧金山淘金的人，已不是肩荷锄镐，而是腰缠美金。全美风险投资的三分之一，海潮般地涌进了这个海湾。

去苹果公司时，接待者是当时的CFO。或许因为我们来自苹果手机最重要的市场，又大多是媒体老板，接待礼遇甚高。不过接待者向我们介绍的，并不是手机和电脑，而是“登月计划”。那是苹果最新的科技研发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生命科学等等。那不是一项项基础理论，而是一件件革命性产品。已在病中的乔布斯，希望用这些产品改造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我乘上停在空地上的无人驾驶汽车，其灵敏与安全的性能，与人工驾驶体验没有什么区别。

访问脸书时，扎克伯格正在外地。一身随意旅行装的他，通过视频向我们致欢迎词。接待者中有一位青年，是我们一位同行人的儿子，刚刚从苹果跳槽到脸书。问及跳槽的理由，他耸耸肩，说没什么，只是对脸书的技术更感兴趣。脸书向我们展示了即将向全球发布的VR产品，一副轻便的眼镜，把我们带进了为所欲为的虚拟空间。

如果就此认定，旧金山只是一座技术之城、财富之城，误判便大了。这里深厚的人文传统、自由的思想潮流，才是技术创造的精神温床。二十世纪风靡美国的嬉皮士文化（Hippie）、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等运动，旧金山都是发源地或运动中心。这里有层出不穷的新主义、新思潮、新人类，大多昙花一现，但他们也并不希求被奉主流，定为一尊，终成道统，只要鸟在空中飞过，不求云端留下痕迹。硅谷诞生了无数的技术狂人，却并没有产生多少精神疯子，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能在科学与人文、技术与精神间找到平衡。比如早年就读加州伯克利，后来供职斯坦福的华裔教授丘成桐，不仅少小成名，而且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Fields Medal）。他在数学领域的成就自不必说，同时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这种素养不仅支撑了他的科学精神，而且支撑了他的人文精神。先生的古典诗词写得本色当行，前些年有一位朋友交到我手上，我让旗下的一家出版社结集刊行。

不只中国，全球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在效法斯坦福。花了很多钱，引了很多人，两只眼睛死死盯在科研创新上。殊不知，创造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环境，而不是哪个单一向度的智力爆发。治理不好科学与人文、技术与精神的系统工程，无论你投多少钱，使多少力，结果都是花钱不出活，费力不讨好。

10

一出机场，便径直奔去了好莱坞。当立在山顶的白色大字HOLLYWOOD撞入眼帘，同车好几个年轻人不禁轻声赞叹。对于在进口大片中泡大的影迷来说，好莱坞是他们的梦想之源。“梦工厂”，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绝妙定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座“梦工厂”，现实苦难重压的人类，将如何度过这长夜难明的一个多世纪？我至今还能回味，滑稽的卓别林所带来的少年快乐，美丽的赫本所带来的青年遐想，仁厚的汉克斯带来的中年温情……

一座印第安人游牧的荒凉山谷，被一位误打误撞的导演看中，后来又有几位东躲西藏逃避电影制作技术专利的小老板落了脚，在资本的助推下迅速蹿红，成了美国电影制作的大本营。好莱坞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生产体制，将不同类型、不受约束的艺术天才螺钉似的拧在了流水线上，使极端个人化的艺术创造，变成了极端协同化的工业生产，使极端个人化的艺术兑付，变为了极端制度化的产品分红。这套制度，至今仍未能为其他国家的同行有效借鉴。宝莱坞、香港和首尔，虽然搬去了这些套路，却无法凭法律和行规保障其有效运行，只能转而求助其他社会势力的参与。

中国的影视，近年蹿得很快，依赖的还是爆棚的影迷市场。真正行业运行的体制构架，仍然混乱残缺。中国人学不了好莱坞，也学不了宝莱坞，产业链条疙疙瘩瘩老理不顺，不是导演不顾成本超预算，就是演员拍到一半喊加钱，要不就是制片拿了一大把白条子去冲账。纵然片子拍成了，又要和院线扯分成，要给电视台买收视率。最后院线放了，电视播了，三年五载扯不清这笔狗肉账。

新近爆出的艺员逃税，根源并不在税收上。演员想多拿钱，老板想多赚钱，协调不了便合伙打国家的主意。一个行业形不成共同利益，便变着法子只顾将自己的荷包塞满，至于片子好不好，行业垮不垮，似乎与己无关。洛杉矶现代服务业发达，以专业性护卫和完善了影视业稳定运行的体制。美国的行业协会很强势，一帮人守在华盛顿勾兑议员，吵着向国会要政策；一帮人守在好莱坞，协调公司与公司、艺员与公司间的利益冲突。协会就是一个行业帮会，吃着行业，护着行业，拿着法律挑衅法律。这种体制理论上说不上先进，运行中却十分有效。

美国人拿着电影玩资本，法国人拿着电影玩艺术，印度人拿着电影玩文化，中国人拿着电影玩什么，似乎还没有想清楚，又似乎什么都玩过了头。

11

人们去好莱坞，最希望邂逅的是明星，最可能遭遇的是乞丐。洛杉矶是人尽皆知的“天使之城”，也是名闻遐迩的“流浪者之城”。钱多，别处的流浪汉便纷至沓来；房贵，本地的穷困者便流落街头。两支流浪大军合流占领街头和桥洞，弄得政府“道士遇上鬼，法都使尽”。起初想搞地方保护，将外地的流浪者驱逐出境，这办法自然不好使；新近又斥资建造流浪汉公寓，但面对浩浩荡荡的六万之众，且每年以逾10%的速度递增，政府拿再多的钱，也是水银泻地、杯水车薪。有人住在奢华闲适、原生树木掩映的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有人流落车来人往、风雨不避的比华利街头，别墅里的人习惯了街头上的人，街头上的人似乎也习惯了别墅里的人。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不低，2018年美国是0.45，中国是0.473，两者之间的差距并非想象的那么大。美国国内没人一惊一乍，海外也似乎视若无睹；中国国内却急得猫弹狗跳，海外更是“抱腰的比生儿的还急”，大呼小叫会塌天。基尼系数这玩意，低了经济失去活力，高了社会失去安宁。美国人好像已经想清楚，就守在偏高那个区域里，并不眼红瑞士人那个极低的数字。

只要你待在洛杉矶，就像当年待在汕头，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乞讨者。开始大家逢乞必施，久了终于明白，我们在国内领的那点工资，掏完了也填不满美国那张贫困的大口。何况，美国的流浪汉，你施与不施，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乞讨归乞讨，人格却彼此平等。美国流浪者的这种“大将风度”和“贵族气质”，我还真在其他国家很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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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我挑选了海滩上的喜来登酒店。作为太平洋上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夏威夷云集了世界上诸多名贵的酒店。论奢华，论美丽，喜来登都排不上号，论出名，喜来登却排在了前面。原因是，张学良将军生命最后的八年住在那里。这也是我选择这家酒店，甚至是来到夏威夷的原因。

1994年，将军携夫人赵一荻移居夏威夷，长住在酒店的十五层。订房时，我曾要求订在十五层，想着如果幸运，或许可以邂逅将军和夫人。酒店说预订客满，给了我九层的房子。大抵是和我怀了同样心情的客人很多，尤其是华人游客。在岛几天的早餐，我去得早，离得晚，守在那里等待一个奇迹。其实我也明白，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不大可能下楼到餐厅用早餐。我只是用守候这种方式，表达对将军特殊的敬意。

近代中国，我最敬仰的将军有两位，一位是蔡松坡（蔡锷），一位便是张汉卿（张学良）。读大学时，每年自己的生日，我都会爬上岳麓山，在蔡将军的墓庐躺上一两小时。躺着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生命在冥冥中吸纳将军的英气。晚近这些年，只要上岳麓山，松坡墓总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喜欢这两位将军，不是因为他们风流倜傥，也不是因为他们英勇善战，而是因为他们的大义凛然，豪气干云。近现代比蔡、张两位会打仗的将军不少，而我评价一位好将军，不是他知道仗该怎么打，而是他知道仗该不该打。作为将军，命定要把生死置之度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早已是亡命之徒。亡命而不忘义，不忘民族大义，才是真的英雄。蔡将军举旗倒袁，张将军通电拘蒋，是我自幼敬佩的英雄壮举。两位将军，一位英年早逝，一位英年被囚，虽然不是马革裹尸，但在我心中，他们早已舍生取义。

张将军在酒店租住的房间，只有一室一厅。一个钟鸣鼎食的世家子弟，一位少年英俊的军队统帅，过着如此节俭朴素的生活，应该令好些人汗颜。九十岁时，将军作诗自寿，说自己“不怕死、不爱钱”，表明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两条人生信念。离开夏威夷的前一晚，我请酒店的金钥匙带我去了十五楼。在15H号房的门口，静静地站了很久很久。我知道，我敬仰的那位少年英俊的将军，年近百岁的高贵生命，就在门后的房间里，我屏着呼吸，蹑着脚步，深恐惊扰了他的睡梦。我双手合十，祝愿这位与二十世纪同岁的老人，能与世界一同进入新的世纪，在下一百年里活得更长久。四五年后，我再来夏威夷，将军已经去世。我又一次来到这个房间的门口，遥思已在天国的将军。

据说先生迁来夏威夷，除了气候和风景的原因，还因为岛上的一座中式教堂。我在大陆见到的老教堂，一例都是西式的，在夏威夷却有这么一座颇具规模、翘檐斗拱的中式礼拜堂，可见早前移民对故国老家的那份铭心刻骨的眷念。将军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礼拜堂，应该也是故土之思难解难耐吧。将军1994年将这里拜作主教堂，国父1894年在这里成立兴中会，其间正好一百年。那时的夏威夷主岛，华侨还称作檀香山（Honolulu）。虽然又是一次历史的巧合，但作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将军，在这里祈祷之余，又会做些怎样历史兴衰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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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的故事，虽早已被各种文本和影片反复演绎，一旦置身这个军港，面对一艘艘作为纪念物的旧舰，依然会生出许多历史的反诘。当年日本人如果不搞这次长途偷袭，将这个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军港炸得血肉横飞，美国人会沿着日本人的来路打回去吗？被日本人炸沉炸废的那些战舰，倘若还安然地泊在珍珠港里，美国人会舍得开到远东去？一战中隔岸观火发了大财的美国，未尝不觊觎着下一个历史重演的机会。美国人的实用哲学，在形而下的意义上，比形而上的意义上践行得好。

战争虽然最终败北，珍珠港，却一直被日本人视为幸运之地。几十年后，日本人又在这里搞了一次偷袭。这次他们不是开着舰艇，而是带着美元，突然对夏威夷一顿狂投乱买。在夏威夷的国外投资中，日本投资占了98%。这里值钱的企业和物业，被日本人控制了一大半。开始美国人没有警觉，等到弄清日本人的企图，檀香山已差不多是一个日本的离岛。如今在岛上，好些物业你一问，导游便会告诉你，这是日本某某公司的。日本人也有一个梦想，就是靠美元买下一个美国。几年时间，日本人便买下了美国10%的资产。日本和美国虽是盟友，但被原子弹炸败的仇恨，却一直记在心里，只要逮着机会，便会出手寻仇。我们这个隔海相望的老邻居，就是这么个记隔夜仇、打背后拳的阴毒对手。幸好美国经济体量大，危机应对能力强，否则美元偷袭珍珠港，日本人又会打一个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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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去夏威夷，惦记的是草裙舞。这种所谓的民俗文化表演，中国其实早已学了回去，搞得如火如荼。文化是植根在生活和生存中的一种生命标识，一旦娱乐化，便失去了原本的生命质量和重量。看十场草裙舞，不及看一幅《塔希提妇女》的油画。

在夏威夷，值得待的地方是海滩，白天在海滩上看大海，夜晚在海滩上听潮汐。观海听海，关键心要干净和安静，把自己从琐事俗务里褪出来，赤身裸体，平心静气地凝视和聆听，才会和大海蓝天融为同一个生命。夏威夷的蓝天是没有边际的，蓝得高，蓝得远，高远到你无法用经验去想象。在大陆，我们看到的天空是一道抛物线，无论你面向何方，纵然头顶的苍穹高不可测，目力所及的遥远处，总会落到地平线上。夏威夷的天空，找不到一条与大海相交的泓线。极目远眺，天空与大海融汇一体，那一派无边无际透明的蔚蓝色，仿佛是大海涌上来漫到了空中，无论怎么凝视，怎么想象，都无法划出一条边界来。

白云悬在空中，又似乎浸在海里，初看凝着一般，久看便会发现每时每刻都在变动，一丝一缕地舒展、弯曲、分开、聚拢。阳光为每一缕白云镀上光亮，银色的，金色的，细得像若有若无的一根根游丝，定睛看，却又幻作一条条七彩的光晕。海风很烈，呼呼地吹得山上的树木摇摇晃晃，却吹不动阳光下那一缕一缕云丝。丝丝缕缕的白云凝然不动，一转身便白云苍狗地变换了形状。海风想将云朵顺风吹向更深更远的空域，云朵却缓缓地逆着风飘近。白云飘过来，看着触手可及，一眨眼却又飘到了远远的深幽处。太阳淡得无处可寻，不是被白云遮掩，而是被海水似的天空漂洗得没了颜色。只有阳光无所不在，却分不清从哪个方向照射过来。海浪一波一波地反着光，由远及近地推到沙滩上。阳光似乎不是来自空中，而是从海底涌起的星星点点的金沙。

夜晚，天空有了边际，幽幽地和海水融在一起，绸帽似的扣在头顶。月亮从海底升上来，湿漉漉地挂满水珠。星星倒是从夜空中钻出来的，只是弄不清是什么时候，便密密地挤满了天空。每一颗都显得很重，好像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扑通一声掉进大海。海潮从黑暗里涌过来，訇然跌在沙滩上，又哗地一下滚回去。听上去是一次又一次单调的重复，仔细辨析，却又有时缓时急的节奏变化，或近或远的细微声响：一次扑拉的鱼跃，一枚海螺被冲上沙滩轻微地滚动，一只海鸟掠过海面的隐约低鸣，一阵海风吹拂时突然停歇的寂静。

你不会去思考生命的短暂与星月的长久，不会去感叹生命的渺小和海洋的博大，甚至忽视了身边依旧活跃的火山口，随时都可能岩浆喷射，也不会纠结生命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你只是觉得生命早已若有若无，有是因为已融入星空，无是因为已汇进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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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离这片最不美国的美国领土，感觉上不是别去，而是尚未进入。大抵只有美国，你未去，能看得清清楚楚，你去过，却看得混混沌沌；你未去，能说得明明白白，你去过，却说得含含混混。那么辽阔而零乱的国土，那么强势而无奈的政府，那么包容而冲突的文化，那么安定而纷乱的社会，那么富裕而贫穷的国民，那么统一而驳杂的法律，那么激进而保守的思想……你弄不清哪座城市是美国的形象，哪届政府是美国的典范，哪种文化是美国的主流，哪种秩序是美国的常态，哪类人群是美国的动力，哪种主义是美国的精神？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判断逻辑，美国永远也看不懂、说不清。

对美国，我们很难用好坏去做道义评判，用得失去做利弊权衡，用爱恨去做情感选择。在很长一段历史进程中，中美就是一对躲不掉、扯不开、打不倒的生死冤家。无论我们愿与不愿、爱与不爱，都会彼此扭在一起，有时搂搂抱抱，有时拉拉扯扯，有时推推搡搡。你想搂抱时他推搡，你要推搡时他搂抱，即使双方都想大打出手了，一推一扯还是谁也松不了手。

我们与美国的冲突，不仅在国家利益上，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其实影响更为深远。我们要刚性，他们要柔性；我们要直线，他们要曲线；我们要立定，他们要摇摆；我们要理想，他们要实用。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纯度，他们要的是灰度。

飞机掠过夏威夷群岛，巡航在太平洋上的万里晴空，窗外是一派天海相连的蔚蓝。美国已远，思绪却始终飞不出这个国度。很遗憾两次赴美，都错过了波士顿，那个阿尔比恩的子孙们最早登陆的海湾。这群远涉重洋的清教徒，不仅开启了到新大陆淘金的热潮，而且以清教主义信仰，奠基了美国的精英文化。波士顿的豪门世家，不仅铸造了美国历史，而且深刻地影响美国当下。我理解的美国梦，早先是波士顿梦，晚近是旧金山梦。

当然，美国最早的其他移民团队，因其在本土身份、教养、职业和地域的不同，他们的信仰、文化、习俗与波士顿清教徒大异其趣，这些文化的种子，同样在新大陆蓬勃繁殖，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层，构成了美国文化中的根性要素。这些要素间有渗透，有影响，但没有融汇一体的意愿，也没有融为一体的结果。各种文化因素始终矛盾着，并且不人为去消除这种矛盾和冲突，这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其实即使是清教主义的几大教义中，彼此之间也存在逻辑的冲突，价值观念与人生具体行为准则也并不能一一吻合，所谓走出修道院的清教主义，也是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的。应该可以说，矛盾是这个国家结构的本质。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只是他们对这种矛盾性的哲学阐释和社会学定义。

下次去美国，首选波士顿。或许，只有在波士顿，才能从源头上，体察和理解美国文化的五光十色，经济的放任自流，政治的左右摇晃，学术的标新立异，公共管理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发展的小折腾换大不折腾……

2018年11月26日于抱朴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