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单筒望远镜”这个诞生于17世纪初荷兰的物件，当下的人们见得不多，实际使用者就更少了。对它的认识我们可能更多地还是来自观影时留下的印象：一个洋老头或洋老太端着一个单筒望远镜眯着一只眼正在窥探着什么。就是这么一个镜头、这样一个物件立马将我们的想象带入了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世界，记住了那么一副表情：一种单向的联系，一副窥探的状态。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冯骥才的长篇小说新作《单筒望远镜》的故事就是由此而展开。

当然，大冯在他的新作中所呈现出的意象并不止单筒望远镜这一个。比如还有那“一棵奇大无比的老槐树，浓郁又密实的树冠好比一把撑开的巨伞”；还有那座白色的空荡荡的小洋楼顶边上的那间“小小的六边形的阁楼”，“阁楼东西两面墙上各有一个窄长的窗洞”“面对着的竟然是两个全然不同的风景——一边是洋人的租界，一边是天津的老城”。

就这样，一副单筒望远镜、一棵老槐树、一幢小洋楼的两扇窗，三个意象，共同构成了大冯这部《单筒望远镜》中三个基本的、清晰的物理指向——时间：上世纪初；地点：天津卫；事件：中西冲突。那副来自一百多年前的西洋单筒望远镜被一位法国军官漂洋过海地带到了天津的租界里，他的女儿莎娜又将其神奇地分享给了一家津门纸店的二少爷欧阳觉，一出跨文化的浪漫情缘由此上演，而这样一段浪漫传奇瞬间又在殖民时代加上中西文化充满隔膜的背景下迅速地被裹挟进了战火的硝烟，一场悲剧令人唏嘘不已。

尽管大冯中断长篇小说写作已有多年，但他的创作并不是第一次触及上世纪的津门及中西碰撞的内容。早在这部《单筒望远镜》问世前的40年，大冯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这位伴随着新时期一同成长的著名作家固然以《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等名篇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成名，但他和那一茬“伤痕文学”作家相比始终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创作烙印，那就是在关注现实、反思社会问题之外，还有《神灯前传》《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等另一类文化历史小说同样引文坛注目。然而，当大冯的小说创作势头正旺之际，这个大个子竟毅然决然地终止了自己的小说写作，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跑去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段历史在他2018年面世的纪实之作《旋涡中》有着翔实的记载。对此，大冯说：“二十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终止了我的文学创作，但反过来对于我却也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积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由此看来，这部《单筒望远镜》就是大冯底气十足创作出的一部新作。

《单筒望远镜》整体篇幅虽不足15万字，却文学化地浓缩记录了那段屈辱的历史以及反思那段历史之成因，这份沉甸甸的厚重已远远超出了区区15万字之轻。

选择19世纪的天津作为《单筒望远镜》故事展开的场景，是因为那里正是东西方在中国疆域内最早发生冲突的地方之一。随着1862年天津地面上英法租界的设立，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接触与交流越来越多。此时的天津颇有其两面性：作为一座先发的商业都市洋气的一面不难想象，而作为一个码头的天津则或许更为国人所熟悉，充满了区域市井的特点。于是，五方杂处，一洋一土、一中一西，彼此的怀疑与排斥，相互的猜忌与提防，日积月累，悲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当然，如果沿着《单筒望远镜》的场景再往前溯，早在庚子前40年前悲剧就已开始：英法联军在征服了这座城池后，一路朝西北方向打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到了庚子这一年，还是在天津的地面上，从租界的对峙发展到洋人的屠城，血光冲天、遍地哀鸿……国已然如此，家庭、个体又能怎样？位于府署街欧阳老爷家那棵五百年的老槐树在这场战火中轰然倒塌，巨大的身躯重重地压在它身下边的老屋上，欧阳老爷葬身于垮塌的屋子里；而二少爷欧阳觉和单筒望远镜主人的女儿萨娜这对中西青年的浪漫情缘同样被这场冲突给生生搅得阴阳分离。在租界与老城的对峙中，因为爱，他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对方，都要到对方的地界去，结果酿出的只能是更惨的悲剧。

悲剧酿成的根源，从政治学角度的解读自然就在于西方列强的殖民和霸凌，以及清廷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而从文化学分析则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从单一角度看自是各有其理，但实际上必然是一种综合原因之使然。当然在多重因素中毕竟还是有其主要矛盾的存在，学术研究固然可以侧重于某一角度，文学创作也是一样。但《单筒望远镜》带给我们的启迪却并不如此单一。

读《单筒望远镜》首先产生的一个强烈震撼就是再次想起了那句大白话：落后就要挨打！在大冯笔下，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惨不忍睹：冲突的双方：一方有单筒望远镜、有洋枪洋炮；另一方还以为贴着纸符就可以刀枪不入。于是这群头扎蓝巾、手持刀棒的勇士们无论训练如何有素、咒语念得如何嘹亮，在洋人的荷枪实弹面前，只能是一排排地沦为灰烬。这就是硬实力的差异，而当这种差异一旦处于绝对悬殊的状态，其它似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单筒望远镜》带给我们的启迪如果仅限于对硬实力的这种比较，则不免有望远镜虽老，作品却大大贬值之憾。在《单筒望远镜》的封底，大冯有如下自述：“在中西最初接触之时，彼此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乃至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在殖民时代，曾恶性地夸张了它，甚至将其化为悲剧。历史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把它拿出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应该说，这才是《单筒望远镜》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作品的表层固然是透过欧阳老爷一家的命运特别是其二公子欧阳觉与洋女子萨娜的爱情悲剧呈现出庚子惨案之惨，但骨子里则意在“把它拿出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如前所言，庚子惨案之根当然是因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和霸凌以及清廷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但百年之后回过头来看：那种“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也在起着推波助澜而非润滑消解的作用？历史与现实中这样的例证确实不胜其多，于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才得以大行其市。姑且不论“文明的冲突”是否具有必然性，但与此同时，“和而不同”的学说以及异质文明和谐相处的案例同样比比皆是，而其中的秘诀则在于包容、交流与融合。而这一点对当下极具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多极化的新时代，如何处理好异质文明的和谐共处，对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透过“单筒望远镜”，我们不仅回望了过去，更思考着未来，这才是大冯这部作品的价值及意义之所在吧。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