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一杯酒    生死畅笑间

——悼著名作家孙健忠

龚曙光

世间有些人成朋友，不是因为患难与共，而是因为彼此瞩望。譬如我和健忠兄。说起来，我俩一直南辕北辙，若即若离，但不知不觉中，反而交成了好朋友。

和健忠称兄道弟，其实也属忘年。健忠比我长二十岁，他的长子孙佳，也比我大了一岁多。我将他们父子同称兄弟，孙佳对此常犯嘀咕，老觉得我占了多大便宜。倒是健忠豁达，每每提及，哈哈一笑：“莫管这些，莫管这些！各是各的兄弟！”

我被健忠吸引，起初还真不是因为文学。尽管那时我只是文学系的学生，健忠已是有了名头的作家，在文学湘军的阵营里，算是摇旗呐喊的主将。一次健忠回湘西办个什么文学班，吃饭时有人讲起关于他的一段故事，多多少少有点情色。我以为健忠会内心不悦，甚至会溢于言表，不料健忠哈哈大笑，那种坦荡和爽朗，正如他老家湘西金秋的阳光，温暖，爽净，山川普照。满满一屋子吃饭的人，几乎没有不被他的笑声感染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健忠那么开怀爽朗的笑声。那笑声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兄长，一个可以让陌生人引为兄长的兄长。

健忠出道早，文革后期已不断有作品传扬。他的这种身份，很容易让我那几届的文学系学生，产生出一些另类的眼光。直到他《甜甜的刺莓》刊布、获奖，我才埋下头来，认认真真地阅读他的作品。后来我猜想，这种另类的眼光，肯定不只我们几个大学生有过，应该是当时的文坛，当时的社会共有的短视和偏见。但似乎他并不在意。他同时期同类型的作家，有好些几十年后还在为此声辩，健忠好像从来没有谈及。一次我说起当初自己的偏见，健忠照旧是一串爽朗的大笑，举起酒杯邀我：“喝酒！喝酒！”

文学湘军那时兵强马壮，声势浩大，对其未来，整个文坛期许甚高，就在这时，我写了一篇颇不合时宜的文章——《湘军，一支缺乏修炼的队伍》。文章历数湘军在文化传承、美学视野、文学技术等多方面修养和修炼的缺陷，对文学湘军的未来大大地唱了一次衰。文章虽然没有具体举证作家和作品，但一竿子打了一船人，其实后果更严重。《湖南文学》刊发后，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大意是“自家人拆自家的台”，“气可鼓不可泄”之类。不久，我去健忠家，进门他便说我的文章写得好，真正说到了要命的地方。打开两瓶酒鬼酒，大呼小叫地让夫人炒这炒那，一顿酒喝了大半夜。

那是我第一次进健忠的书房，案头柜边，不是海明威、福克纳，便是卡夫卡、庞德；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便是马尔克斯、加缪。健忠如此大的现代主义文学阅读量，一方面让我由衷敬佩，一方面令我暗自担忧。这样狼吞虎咽般的文学补食，是否会让健忠食洋不化，反倒迷失了自己？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他的《醉乡》发表。

在这部长篇里，健忠找到了现代主义审美和传统湘西巫傩文化的融通点，找准了人类生命困境和湘西地域人格的纽结点，使其惯常甜美的叙事风格，叠染了生命无常的忧虑，使其封闭的田园生活，融入了社会倾覆的不安。小说的叙事，在流畅的故事讲述中，嵌入了情绪的顿挫和思想的纠结，因而获得了更强的文本张力。这种人生激越与生命苦难纠缠的审美追求，升华了健忠的文学境界。我觉得健忠已经是一位臻于成熟、值得研究的作家，并郑重地列入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健忠，他依然是哈哈一笑，仿佛这事与他并不相关。

从山东研究生毕业，健忠很想我留在作协的创研室。阴差阳错，到头我却辗转去了文联的理论研究室。后来健忠当了作协主席，问我是否仍愿来作协？但那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弃文从商了。

调入文联，我和健忠的小儿子孙多成了朋友，也因此看到了健忠家庭生活的另一面。孙多生性颇顽劣，从小不爱读书，健忠严管无效，之后便不再勉强。健忠觉得读不进书没关系，只要健康便好。孙多参加工作，在文联当司机，健忠觉得工作贵贱没关系，只要努力工作就好。孙多在社会上广交朋友，手头用度大，不时需要家中接济，健忠觉得给点钱没关系，只要不亏待朋友就好。再后来，孙多结婚生了孩子，孩子便丢给了家里，健忠觉得多个孙子吵点闹点没关系，只要孙子开心就好。把所有这些“就好”加起来，健忠夫妇的负担其实已经很重。尤其是健忠，对于孙多人生的忧虑，慢慢成了一块心病。然而我任何时候去看他，照旧是喝酒、畅笑，不会让一点烦恼弥漫传播。

健忠卸任省作协主席时，我已在商海摸爬滚打好几年。一直未能完成的关于他的研究，让我内心很负疚。有空便提上两瓶酒，跑去和他喝一顿。健忠虽然身体已大不如前，后来又检出了癌症，言谈中却并不忌讳。喝酒和大笑，一如从前，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生理和心理上不堪重负的人。再后来，夫人又患了失忆症，生活慢慢失去了自理能力。健忠要照顾孙多留下的孩子，又要照顾失忆失能的夫人，其苦其累可以想见。倘若换个人，精神或许就绷不住了，健忠却依然坚韧。健忠是憋着劲将这一切硬顶下来，他几乎不下楼，除了上医院，几乎不社交，除了帮作者。土家汉子的倔强劲，在生命的尽头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健忠既没有放弃自己的长篇写作计划，也没有将家中老小完全扔给孝顺而又忙碌的长子孙佳。

健忠默默地已经在面对死亡了。他在一篇《如果面对死亡》的短文中，表达了自己几乎超然的心态：“属于我的这个躯体正在背叛我，一天天老化并且死亡，从局部的死亡到整体的死亡。”面对日渐逼近的死亡，他打了一个很通俗的比方：“比如搭车，我的站到了，该下车了；你的站没到，那么就多搭几程。最后都是要到站的，都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重。”

我和孙佳虽然是同事，见面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工作上他得主持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事务，家里两个老人、几个孩子，已把他弄得焦头烂额。偶尔碰上他，我都说提两瓶酒去看看健忠，孙佳总说等他身体好一点。于是我便让他带去两瓶酒，嘱他陪健忠喝几盅。

我一直等着健忠身体好一些的日子，再到他家看看他喝酒的豪爽和大笑的畅快。没想到等到的却是他去世的噩耗。健忠临终嘱咐：不发讣告，不搞告别仪式。我是深夜翻朋友的微信，看到了祷他的挽联。

那一晚，我独自坐在书房里，历历回想我和健忠交往的点点滴滴，才发现，我们的过从实在不多不密。该要交集的时点，却经常失之交臂；该要兑现的承诺，却一直拖欠未践；该要实现的心愿，却总在无期等待……若仅就人生的交往论，我似乎不应该如此悲伤，然而听到健忠的死讯，我确实如失亲人，如丧挚友。

我给孙佳发了一段信息，仍觉悲恸难忍。于是提笔写了一副挽联：是非皆大笑，自信心不黑暗天便光明；顺悖都努力，践行人若勤奋地就丰饶。我把挽联拿到了庭院里，朝着健忠数十年未变的居所方向，对一弯明月、满园清风，缓缓点燃，慢慢烧成了灰烬。

我不知道，健忠是否收得到这副挽联。如果收到了，他一定还是哈哈大笑，而且边笑边说：莫管这些，莫管这些！下辈子我们还是兄弟！

2019年6月15日于抱朴庐息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