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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6日，李修文最新散文集《致江东父老》分享会在成都市文轩BOOKS书店举行。
红网时刻记者 蔡娟 通讯员 陈漫清 长沙报道
“大家好，我是李修文的书迷，我代表大家向李修文问好。”宁浩式幽默开场。
李修文与宁浩的关系，如同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一个握笔，一个运镜，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总能殊途同归。关注并诠释小人物的起伏命运，坚持底层草根美学，让李修文和宁浩成为“腻歪”多年的老友。
10月16日晚，作家李修文携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作客成都，在文轩BOOKS书店与当地读者见面。这位“70后”湖北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与著名导演宁浩一道，以《致江东父老》为起点，展开了一场有关文学和电影的精彩对话。
文学是弱者的事业，为“天下可怜人”立碑
《致江东父老》是李修文继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山河袈裟》之后的全新散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约30万字，收录有《三过榆林》《我亦逢场作戏人》《不辞而别传》《小站秘史》《白杨树下》《何似在人间》《在春天哭泣》《猿与鹤》等十几篇散文。
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书中，李修文用细腻的笔触，把过去十余年遇见的“天下可怜人”凝练成一个个故事。为此，李修文将这个群像定义为——“在如今叙事中越来越安放不下的典型中国式面孔”。
在李修文看来，《致江东父老》当中，“可怜之人”皆是“可爱之人”。他们是小人物，是”江东父老“，是你，是我，他们的故事里有力量、有勇气、也有情义。因此，李修文在《致江东父老》序言中写道：“那些被吞咽和被磨蚀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纪念碑。”
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正如宁浩所说，李修文的创作内核没有变化，“就没有换过赛道”，一直力求美学上和精神上的真实，为普通人立传。在李修文眼中，宁浩是严肃电影导演，他比观众认为的更复杂和丰富，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作者意识。宁浩曾说过，世界上90%以上都是小人物，因此他的电影就是展示小人物的故事。
“从我写作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写过什么大人物。”李修文坦言，以前的作品并没有刻意地要去为谁而写作、为小人物而写作，因为“本质上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嘛，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其来有目的。你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写作者，你肯定是其来有自、有渊源、出处和来历的，你从来没有从一个多么高端、多么大人物的环境里面给长出来，当然挥之不去的都是小人物。”
《致江东父老》图书展示。
写作，就是李修文的日常生活本身。在李修文看来，写小人物重要的是态度，是写作和生活知行合一的程度，而不是策略。文学是一个弱者的事业，面向弱小、虚空、失败、不堪，然后去甘于自生自灭，是文学艺术的人间正道，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秉持的命运。
李修文坦言，《致江东父老》是他对命运的一次确认，他想通过写作挽留或者确认那些困境里的人。“我确信在每个人昂首向前的这样一个社会准则和秩序里面，还有一部分人跟不上，还有一部分人要落伍，每次看见这样的人物我就心生垂怜之感，尤其现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评论发展至今，过度的阐释老是使我们离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产生最真实感受的那个地方越来越远。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见了我熟悉的中国人，他们没有死绝，他们依然静水深流地生活在我身边，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很古老的情感，我发现它没有从我的生活身边消失。”李修文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点点的挽留或者确认，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参与才构成了一个‘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是有这个志愿的”。
作为老友，宁浩与李修文一样，对“何以为中国人”的命题特别感兴趣。“我也一直特别感兴趣落伍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发展太迅速，从小老觉得追不上，现在APP越来越多，觉得越来越追不上了，总有一种恐慌。”
复活荆楚风格，做“美学上的项羽”
“所谓的小说人物背后站着很多个人物，散文为什么不可以如此？”谈到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李修文认为，在《致江东父老》的创作中，只有一种真实，那就是美学意义上的真实，而非散文意义和新闻意义上的真实。“作为一个楚人的后裔，我期待那种荆楚风格的复活。我希望能从美学上恢复《天问》《山鬼》的传统，我也希望从气质上，我能写下一个个像项羽和屈原那样决绝的、能在现代生活中伴随我们往下走的人。”
对谈现场。
现场，李修文分享了在陕北的一段亲身经历。当时在小旅馆里，他们对面住着几个丢孩子的人，其形象让人难忘但不至于花笔墨专门去写，后来在河北邯郸又碰到了一个丢了孩子的人，两者的形象就发生了重叠。“当我要去写它不断回忆它，回忆它的过程也是在重新创造它，我只知道我一次一次对它的观望、凝视构成了一场我创作意义上的真实。”李修文认为，这种重叠与再现有别于完全真实的记录，这也是作家有别于记者或者纪录片导演的地方。
为了这种实现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在《致江东父老》一书中，李修文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方式、也打破了传统体裁的分野，将口述、书信、笔记小说等多种体裁杂糅在一起进行创作。李修文说，“我不是为了哪一种文体而写作，就是它质疑在今天这样一个年代、这样一个维度里，你愿意把这一批文章装在哪一个筐里头，它就在哪一个筐里头待着，与我无关。我要迫切地去创造连我自己都暂时无法命名的那样一个世界。”
“当你开始精致的时候，堕落的旅程很有可能就开始了”
虽然古典主义是李修文一直所坚持的创作价值，但他同时也警惕在文章里出现过多传统意义上已经定性的古典性。他说，事实上古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标准，古典性并非“唐诗宋词的一种流风余韵”，唐诗宋词固然有字词之美，但美学胜利的最根本原因是在于唐诗宋词见证了那个年代的离乱兴衰。而且古典中也往往蕴含着现代性，古典传统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丰富、复杂、驳杂、生机勃勃，有时候甚至充满挑战性。“《三言二拍》里面写了多少离经叛道？所以，我从古典里面感受到的往往是这种力量，真正今天在这个时代还有效的古典作品，在那个年代一定是有冒犯力和创造力的”。
李修文说，这两年来他从所谓的通俗文学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启示，“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是一个所谓的严肃文学或者成为文学作家的时候，真正这两年来对我形成了最有效启发的，其实反而是武侠小说带给我的关于小说叙事结构上的认识。”李修文说，他最近一直在研究，想写如此丰富如此纷繁的一个时代，如果要写长篇小说，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架构，能够连接起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生活，“我研究来研究去，突然发现武侠小说非常有效。武侠小说里面构建一个庞大世界的能力，然后把大人物和小人物，就是这种枝干、这种根须都描写得既深入又广阔，既面面俱到但是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一个面貌和尊严。”
作为老友，宁浩敏锐地捕捉到了李修文作品中古典主义的”回归“——精炼。在他看来，文言文时代写作的时期，文人会努力追求用最少的笔墨和精炼的部分，创造“上天入地的最宽阔的情绪”，而李修文写作中表现出的精炼，也同样是他拍电影时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说在电影和文学上，其实无论你看绘画，或者看其他的文艺形式，都是希望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得到更多、更丰富层面的感知，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品”。在宁浩看来，一个合格的艺术家不应该喜欢被框住，而是愿意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并且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同时构建一些新的语境和创造新的感官。
活动大合影。
宁浩说他喜欢带碴的、硬一点的美学风格，不喜欢太多的笔墨去说废话，而李修文给他的感觉就是丰满和纷乱的。对此，李修文自己的解释是那是一种“经历了殚精竭虑的创作实践之后所要呈现给世界的美学”，是真实和准确，而非粗糙，宁浩的电影也是如此。“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精致往往是堕落的开始。当你开始精致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你堕落的旅程很有可能就开始了。”
李修文坦言，早期以小说家身份出道的他，在很长时间里自己写不了小说，因为还没来得及构建一个世界，就突然发现生活得很多外部形状、内部机理又发生了变化。“搞创作有的时候是魔障，是漩涡，它需要我们非常大的心智和精神世界，搞不好你会被你想要表达的对象以及这场生涯吞噬掉，你能够挺住持续行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能够留一条全尸、能够继续苟延残喘，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幸福了。艰难跟所谓的成功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是说我们持续地有纪律地行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成功焦虑，他会转移焦点走上岔路。”
宁浩则认为，所谓成功焦虑的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我们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生活节奏状态当中，并且我们在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已经强化出来这种竞争性，所以成功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压迫，“这种成功焦虑，其实大家肯定是有同感的，去机场看那个书店，左边都是马云、马化腾，右边都是星云大师，这边就是教你冲啊成功啊，这边就是放下放下，说明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病态的焦虑当中。”
来源：红网
作者：蔡娟 陈漫清
编辑：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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