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红雨

在数字化出版日新月异背景下，运用数据库是编辑应掌握的一门基本技能。

——岳麓书社重点项目与学术著作出版部编辑 胡宝亮

和岳麓书社编辑胡宝亮的相识，是因为他的纠错文章。他撰写的《出版物历史类差错及防范对策》《编辑怎样发现通俗文史图书中的错误》《质疑与考证——如何发现学术著作中的“隐性差错”》等，因对图书编辑工作有帮助，受到同行认可和好评，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位有“啄木鸟”性格的编辑。

在古籍出版界，像胡宝亮这样公开分享自己经验的年轻编辑不多见。对此胡宝亮说，在编书、看书的过程中，把一些纠正文史书稿的理论与方法与广大编辑同行分享，就是希望把正确的知识传递给读者。

纠错能力来自认真核实

胡宝亮的纠错能力的确很强。就在最近，胡宝亮看到一篇新闻报道上写有“18岁的张伯苓参加了中日海战”的文字。胡宝亮立刻给《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发微信纠错说：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张伯苓年谱长编》记载，当时张伯苓先生因“无船以供水师学堂学生毕业实习，回家待命”，故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参加甲午海战。

上述例子可谓是胡宝亮众多纠错案例中的一个。作为岳麓书社重点项目与学术著作出版部的编辑，每天都和学术书稿、古籍文稿打交道的胡宝亮，已经总结出书稿中容易出现的几种错误类型，比如字词错误、引文错误、史实错误、结构错误、结论错误等，这些在胡宝亮看来都是编辑难以发现的“硬伤”。

以史实错误为例，胡宝亮认为有的书中写的“著名军事家伏龙芝元帅……”存在错误。理由是：伏龙芝虽然是苏联军事统帅，但无元帅军衔。1935年，苏联才实行军衔制，授予伏罗希洛夫等5人元帅军衔。这一知识点在新华出版社《伏罗希洛夫传》中就有。

再比如官职，汉代没有“兵部尚书”，唐代没有“知县”，清代没有“巡阅使”。比如图像，有将荀子当成孟子的，有将曾国藩当成李鸿章的，有将梁启超当成康有为的，有将马歇尔当成史迪威的，有将傅雷与梁漱溟搞颠倒的，有将北洋水师的经远舰当成致远舰的……

“诸此种种，如果没有认真查证、核实就出版的图书，对读者来说是很可怕！”胡宝亮慨叹道。

质疑技能来自勤奋学习

那么胡宝亮是如何成为“纠错高手”的？胡宝亮说，这得益于岳麓书社崇尚的质疑精神。对于岳麓书社，胡宝亮早在南开大学读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时即有好感，因此2007年一毕业他就远赴长沙，就职岳麓书社。

时光冉冉，做了12年图书编辑的胡宝亮深深体会到，岳麓书社倡导的质疑精神，实为工匠精神。作为编辑，不敢于质疑、不勤于质疑，是很难编辑出版一本好书的。“读者对编辑特别是图书编辑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图书的差错率要在万分之一以下，所以编辑工作是个很考验人的工作。”胡宝亮如此慨叹。

当然，编辑仅有质疑精神还不够，胡宝亮的另一体会是，编辑需有一颗勤于学习的心：学习出版法规、学习编校标准，学习专业知识……学无止境。

“可能有人会说，一天到晚看书稿，哪有时间学习？我认为，不学习就会退步。编辑可以把碎片化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借助方便的工具与高效的平台来学习。方便的工具，就是智能手机，而高效的平台则是我们日常所用的微博、微信两大社交软件。利用微博与微信，把碎片化浏览时间有效地转化为学习时间，这对编辑来说极有意义。”胡宝亮说。

目前，胡宝亮每天花费在网上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因为书稿中的不少疑问，需要借用中国基本古籍库、读秀等数据库核实。

编书切勿忽视网络资源

事实上，善于通过微博、微信搜集学术信息，善于利用数据库、电子书等网络资源增强自己的纠错能力，是胡宝亮具有较强鉴别能力的“绝招”。

胡宝亮认为，在数字化出版日新月异背景下，运用数据库是编辑应掌握的一门基本技能，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书稿中的引文、注释、知识点等方面的错误，使书稿臻于完美。同时，由于知识在数据库中是呈网络式排列的，可以举一反三，这对改善编辑的知识结构是大有裨益。

正是受益于网络资源的辅助，经常使用数据库的胡宝亮，明显感到自己的文史素质、编辑视野在不断地提升、扩大。2014年，胡宝亮荣获首届“湖南出版新人奖”。2018年，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刘坤一集》（5册）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担任责任编辑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受到清史学界的关注，并得到了主编的认可与表扬。

图书出版特别是古籍出版，是个清贫的职业，但是胡宝亮喜欢。这也许与其故乡齐鲁大地的崇学尚礼之风的滋养和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培养有关。谈及12年前以书图志，将古籍出版作为职业的因由，胡宝亮说：“我立志于服务学术、传承文化，并修订书稿中的错误，这份工作完全符合我的兴趣，符合我的价值观，也实现了我的价值。”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章红雨

编辑：魏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