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号召，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书香湖南”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湖南省直机关工委在省直机关开展“大学习 走在前”——我为你荐书行动，号召大家积极参与荐书读书、交流分享、热点讨论等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史记》是我平时阅读较多的一本古籍。《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研究的人很多，有专门的史记研究会，安平秋、韩兆琦、张大可等先生都是研究《史记》的大家。我读《史记》主要是因为工作需要，以查阅为主。因此，不敢评价这部经典，只是谈一下学习后的体会或者感受。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力行者，他“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四体不勤，像司马迁、徐霞客这类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明末清初的顾祖禹编撰《读史方舆纪要》这类军事地理著作，按照道理应该亲历各地考其得失，但实际上这部书基本上都是在书斋里完成的。如此一比较，司马迁就更显得难能可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经历，《史记》才达到了后世史家难以逾越的高度。

《货殖列传》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地理的经典名篇，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中国南方的描述，如“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眥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等即出自这里。如果没有亲身考察的经历，是写不出如此贴切的文字的。

同样的情况还反映在《西南夷列传》上。司马迁按族群（“以什数”）将西南夷分为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集团，并描述了各个族群的分布地域、发饰、经济、社会、习俗、族源等特点，如“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俗或土箸，或移徙”、“皆氐类也”。司马迁的这种民族分类方法，是基于深入西南夷内部考察而得出的，已颇接近于现代民族学的民族分类方法。相比之下，同为前四史的《汉书》、《后汉书》关于民族的记载，与《史记》相比则有一个明显的倒退。《汉书》仅从篇目来看，就可以看出作者班固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汉书》关于民族的记载基本上抄袭《史记》，只是增加了司马迁当时看不到的西域诸国等材料，而且将《史记》独立成篇的《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一锅烩，变成了《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倒看不出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但其记述估计可能更多来自于当时他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记载或地方各郡给朝廷的上计文书，因此可以明显看出缺乏实地考察的经历。如其中的《南蛮西南夷列传》虽然也是一锅烩，但新增了南蛮传的内容，西南夷部分也有颇多增加。不过其中《南蛮传》的部分可以看出是按长沙武陵、交趾九郡、巴郡南郡等当时的行政区域、而不是按照民族的自然分布地域、文化特征等来划分的。我们知道，行政区域是中央政府从统治和管理的角度来划分的，与民族的自然分布不一定重合：一个民族可能分布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一个行政区域内可能包含不只一个民族。《后汉书·南蛮传》开篇讲了盘瓠的传说（可能来自晋干宝的《搜神记》），然后说“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我们知道，盘瓠是苗瑶系民族的祖先神，当时的武陵郡也确实有苗蛮聚居（现在湘西地区的泸溪等地还有盘瓠石室等相传是盘瓠的遗迹存在）。那么，长沙武陵境内的蛮夷是否只有苗蛮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南蛮传》记载的武陵蛮的姓名、地域并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武陵郡境内除了苗蛮外，还应该有巴人（今土家族的祖先）存在（而且这也和今天湘西地区的民族分布可以对应），而南郡的廪君蛮、巴郡的板楯蛮等也同样是古代巴人的分支。这说明长沙武陵境内不是只有苗蛮一个民族，而是还有巴人这个民族；而且巴人不仅在武陵郡内有分布，在巴郡、南郡也有分布。这些《南蛮传》都没有交待清楚。由此可见，《后汉书·南蛮传》这种按行政区域记载少数民族的方式不仅没有把当时大巴山区、武陵山区的民族说清楚，反而还把水搅混了。如果范晔也像司马迁一样经过了实地考察，相信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们一些同行时常发的感慨：如果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一篇类似《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那我们今天战国秦汉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当然，换句话说，如果真有这么一篇文字，我们今天很多同行可能会没有饭吃了。

《史记》虽然在后世被列为正史，但它与其它奉敕官修的正史不同，《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史记》反映的不是西汉统治阶级的所谓正统思想，而是司马迁个人的“三观”，比如他将失败的英雄项羽列入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将首举反秦大旗的贫民陈胜和平民教育家孔子列入记载诸侯事迹的“世家”、且为儒生、游侠、循吏、酷吏、佞幸、滑稽、甚至占卜者立传，这些都反映出司马迁与众不同的见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史记》没有其他正史“为尊者讳”的毛病，客观地记载了汉初诸帝的言行事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汉高祖刘邦流氓无赖、汉景帝刘启刻薄寡恩的一面；即使是在司马迁笔下颇为宽厚仁慈的汉文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面对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诸侯王和功臣问题时，也表现出处心积虑的一面。对于汉武帝，司马迁更是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好恶：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司马迁笔下完全是一副好大喜功，愚昧无知的帝王形象。通篇《孝武本纪》，记载的几乎全是汉武帝巡游、封禅和搞迷信活动的记录（完全是《史记·封禅书》的翻版），似乎汉武帝此人没干什么正事。这一点从史书的角度来看似乎很不可取：不客观。东汉末年的王允更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认为《史记》是谤书，说汉武帝当初应该杀了司马迁，这样就不会有谤书流传下来。但如果站在司马迁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情有可原：毕竟司马迁受到了汉武帝不公正的待遇（因为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遭受腐刑），那么在书中黑化一下汉武帝，出一下心中的恶气，还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些记载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些颇为有趣的记录。

受当时神仙思想的影响，汉武帝孜孜以求长生不老。当时有一个方士叫李少君，这人自称其绝活就是长生不老。为了谋求汉武帝的信任，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战术：先忽悠汉武帝的小舅子武安侯田蚡，并找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做托。有一天田蚡请客，李少君装作巧遇这个九十多岁的老头。二人攀谈起来，李少君说他曾经和这个老头的祖父在某地一起游玩过。这个老头也回答说他小时候确实和他祖父到这个地方玩过，并且他刚好还记得是有（李少君）这么一个人。于是满座皆惊。后来李少君去见汉武帝，汉武帝有一件古董，李少君看了说这是当年齐桓公放在柏寝这座宫殿的铜器。汉武帝找人看了铜器上的铭文，发现果真如此。于是大家都把李少君看成是活了几百岁的神仙。后来李少君熬不过自然规律，病死了，但汉武帝仍然不认为他是死了，认为他是成仙升天走了。如此活灵活现、生动有趣的故事，如果不是司马迁的记载，我们今天恐怕很难想象出来。

以上是笔者读《史记》的一些个人体会。《史记》是一座宝库，精彩之处不是我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诸君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相信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体会。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作者：高成林

编辑：魏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