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 本文剧照均来自《哪吒之魔童降世》

2019年夏季开始公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是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国产动画电影。从根本上来说，这部作品在主题上仍属于“成长文学”范畴，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角色如何在与身份（identity）、他人和环境的缠绕中定义或重建“自我”（self）的问题。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就像作品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所试图表达的那样，这部作品高扬一种“伦理唯我论”（ethical solipsism），将一个充实“他人”、因而难免存在偏见的社会世界全然视为主体能动性（subjective agency）建构的障碍和陷阱，倡导和呼吁一种“自我决断”的生活主张，并将这种生活主张视为卓越人生（在作品中，这种卓越人生呈现为一种“英雄人生”）得以成就的哲学基础。正是这个不同寻常但又颇与当代人群深层意识相呼应的伦理信念，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通过对故事本身所呈现的情节、环境和言辞的反思，我们将看到作品所试图传递的信念和主张、以及它所共鸣的那种可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本身存在着某种至关重要的缺陷。

敖丙

一

“哪吒”原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主角，自晋代即有流传，但动画电影作品《哪吒》对角色特征和故事情节有自己的独特设定。按照作品的叙事安排，“混元珠”吸食天地灵气，杂糅善恶。经过“元始天尊”精炼，化为善恶截然的两颗珠。经过“申公豹”一番阴谋设计，纯然为善的“灵珠”具身化（embodied）为“敖丙”，而纯然为恶的“魔丸”的具身即为“哪吒”。正因此，作为“自然”或“天性”（nature）的“哪吒”，受到一种体现为绝对邪恶（pure evil）意志的必然性束缚。屈从于绝对邪恶意志的本质，是自由选择能力的丧失。就“自然”或“天性”而言，“魔丸”不仅是一种毁灭性力量，而且它本身就是受到绝对奴役的东西。

“太乙真人”在“申公豹”阴谋得逞一事上负有重大责任。在“哪吒”身母的哀求下，本打算即时灭除“魔丸”的“太乙真人”，最终以一环“乾坤圈”，对“哪吒”的自然或天性实施了关键性扭转，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哪吒”所屈从的那种纯然邪恶的必然性。戴上“乾坤圈”的“哪吒”或许仍然在恶意的驱动下为非作歹，但这种为非作歹现在至少也带有了某种调皮和恶作剧的涵义，而不再是绝对邪恶意志所力图成就的东西。“乾坤圈”给绝对邪恶意志的必然性本身施加了约束，在作为“魔丸”的“哪吒”精神世界中灌注了某种绝对邪恶意志之外的因素。正是依靠这个枢纽性改造，对于“哪吒”来说，邪恶、堕落和奴役的生活才不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毁灭和湮没也才不再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出路。戴上“乾坤圈”的“哪吒”，真正像每一个平凡生活着的人类存在者那样，开始饱受游荡在意志的善良与邪恶、上升与堕落、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冲突，感受到某种注定属人的精神困顿。可见，“乾坤圈”的实际意义，不仅是赠予作为“魔丸”因而不可饶恕的“哪吒”以人性（humanity），而且也牢牢地将“哪吒”和他的故事铆钉在人类世界之中，变成了一个对属人生活本身富有启发意义的神话。

然而，戴上“乾坤圈”之后的“哪吒”，并没有因此就变成人类的真正一员。两条不同的命运线索交织在他的成长历程之中。一条是“哪吒”作为“魔丸”的具身所受到的诅咒。“元始天尊”在三年后必然要援引“天雷”将其摧毁。这条命运线索以隐秘的方式，作为“哪吒”成长终点的预设和警告，悬挂在每一个知情者的心里，并且也成为“申公豹”复仇性阴谋得以实施的时间表。但它直到故事的最后才被吐露，为“哪吒”所知。虽然“哪吒”知情后的自暴自弃颇值得注意，但我们将它留到稍后再谈。

另一条则是“哪吒”作为“陈塘关”世界“李靖”的儿子，与父母、师父、百姓以及作为生活地平（horizon of life）的“陈塘关”相交织而形成的生命联系（connexion）［1］。正是在这条线索中，隐藏着“哪吒”成长的另一重束缚。这就是来自他人、环境和意见世界的束缚。这重束缚给“哪吒”的成长造成了一种他可以感知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哪吒”自我意识中非常清晰明确，构成了“哪吒”精神世界的某种根本性困惑，以至于被“哪吒”当成了某种属于“命”的概念范畴所刻画的东西。作品所刻画的“哪吒”故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哪吒”的精神世界面对这种困惑重压而努力寻求突破之道的故事。理解这种压力形成的原因，以及故事所给出的突破之道的本质，在我们看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哪吒”所生活的社会世界，并非和平繁盛的地方。相反，“陈塘关”是敌我分界的前沿。无数的“魔怪”在那里出没，而“哪吒”生身父母的本分所在，即是斩妖除魔、守卫百姓。在“魔怪-除魔”构成的社会行动背景中，魔-人对抗的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敌-我对抗的意识），在“陈塘关”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之物了，而是一种不断被“魔怪”入侵事件所强化的事实。这就造成，作为社会世界的“陈塘关”，必然充满对陌生事物和陌生世界的猜忌与恐惧。这个社会世界中的人的生存氛围和精神面貌，因此就必然是紧张不安、充满戒心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哪吒”引人瞩目又不同寻常的降世，从一开始就注定只会招来社会世界某种无法泯灭的敌意，或者说对立意识。

偏偏戴上“乾坤圈”的“哪吒”，在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净化、但仍然带有邪恶意志痕迹的恶作剧动机的驱动下，不断干扰“陈塘关”人本就提心吊胆、难获安宁的生活。根深蒂固的“敌-我意识”叠加上对“哪吒”出身秘密某种程度的了解，使得“陈塘关”人不可能不怀疑这种恶作剧动机的本质是“魔怪”因素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而断然不会从中看到某种属于一般人性的聪明和可爱之处。与此同时，或许出于对“李靖”家族的敬重，或许出于对既有统治秩序的习惯，“陈塘关”人也并没有把从日常生活中彻底祛除这个“魔怪”因素当作正式诉求来提起请愿。但越是这样，对作为“魔怪”因素的“哪吒”的戒备和担忧就越是在“陈塘关”人的意识中刻写得更深。随着恶作剧骚扰行动的不断增加，“陈塘关”人的敌意也在不断加深。这就决定了某个临界时刻，这个社会世界的内部将必然出现裂隙。到那个时候，是否继续容纳“魔怪”因素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嵌入，终将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问题。

“李靖”夫妇与“太乙真人”当然很清楚“魔丸”的“魔怪”本质。对于“乾坤圈”的功效和意义，坦率地说，他们也并没有多少信心。所以，“李靖”夫妇与“太乙真人”在审视“哪吒”的恶作剧性质时，也完全依赖“敌-我意识”的思维，将其解读为需要严格加以控制和约束的邪恶意志所驱动的行为。可以说，在将“哪吒”的恶作剧看作“敌情”信号方面，“李靖”夫妇、“太乙真人”与整个“陈塘关”社会世界实际上毫无分歧。区别仅仅在于，“陈塘关”人将这种“敌情”当作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要暂时忍受的东西；“太乙真人”将其看作自己要担负某种重大责任的东西；而“李靖”夫妇则不得不在“父子-母子亲情”的自然血缘逻辑中以自我牺牲为代价默默接受“申公豹”对他们的捉弄（这种捉弄在“李靖”看来也是一种命运的捉弄）。

因此，在整个“陈塘关”世界，“哪吒”实际上面对的是普遍“敌-我意识”所带来普遍敌意。意见世界对他的成长不仅不友好，而且不断呼吁采取实际举措来限制这种成长。正因此，“陈塘关”世界对“哪吒”的期待，就只是希望他老老实实待在被三星堆青铜守卫看视的“魔帐”之内，不要干扰本就紧张不安的日常生活。［2］ 但是，“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则有着不一样的期待。“李靖”早已备下“换名符”，试图在“天雷”之劫中代儿受死。“太乙真人”对此完全知情，并且因为对这场注定的悲剧背负重大责任，因而也愿意配合乃至支持“李靖”的选择。正因此，“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就一方面分享“陈塘关”世界对“哪吒”身上“魔怪”属性的普遍敌意，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考虑“哪吒”在三年之后的出路，并对此做出安排。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隐蔽考虑，“李靖”和“太乙真人”不得不努力寻找某种方法，来消磨或者起码驯化“哪吒”身上的“魔怪”属性。这个方法，就是让“哪吒”随“太乙真人”一起，进入《江山社稷图》中修炼。

如果说从“陈塘关”世界走向青铜守卫所看视的“魔帐”是一种退隐，那么，从“魔帐”走向《江山社稷图》就是“退隐后的退隐”。如果说“魔帐”是一种限制和隔绝，那么，《江山社稷图》就是“隔绝中的隔绝”。这种“退隐”和“隔绝”的本质，是将“哪吒”从社会世界中彻底抽离出去。在《江山社稷图》中，“哪吒”与他人的真实遭遇（real confrontation）将变得不再可能，真正的属于社会世界的生活形式从“哪吒”的人生中被剥离出去，属人的“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最终被压缩成“孤独人生”（solitary life）。

“李靖”夫妇

二

“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将“哪吒”引入《江山社稷图》中修炼，既是为了“退隐”和“隔离”，以便尽可能减少“哪吒”对“陈塘关”日常生活的干扰，但也存在着某种更为积极、也更为根本的目的，也就是要使“哪吒”的主体能动性获得某种改变，以便在“天雷”之劫后依然安稳度过余生。毕竟，“哪吒”不是普通的人类孩童，他天生具有某种神力和天分，如果不对这些神力和天分加以驯化，那么，安分稳当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就并无可能。 “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技术问题。《江山社稷图》毕竟是神仙世界的延伸，蕴藏着许多魔法和仙术（“障眼法”）。“太乙真人”试图向“哪吒”展示《江山社稷图》中魔法的“奇观”，试图以这些“奇观”来震撼“哪吒”，使其着迷，并因此收敛性格，沉心学习。但对于“哪吒”来说，掌握仙术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沉心”的时间尺度也不过“太乙真人”一顿小憩的功夫。“奇观”的诱惑还不足以平息“哪吒”的躁动，这就迫使“李靖”夫妇采取了另一个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努力。

“李靖”夫妇给“哪吒”虚构了一个身份（identity），让他相信自己实际上是“灵珠”转世。从意图上看，这个虚构并不仅仅是要使“哪吒”的自我认识变得高贵，给其过往的捣乱和恶作剧行动镀上一层自我理解（self- comprehensibility）意义上的合理性光彩，而且，更是要让“哪吒”持续地相信虚构身份的真实性，使其对接上“李靖”家族对“陈塘关”世界所承担的统治责任，以便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神奇王子。［3］

表面上看，在“陈塘关”世界长期的普遍敌意中，“哪吒”似乎早已丧失了承担统治责任的兴趣。比如说，当“太乙真人”告诉他，学习魔法和仙术的最终目标是“斩妖除魔、造福苍生”后，“哪吒”就表现得惊诧莫名、嗤之以鼻。“他人”或“民众”在“哪吒”的精神世界中，似乎已经完全是一个与“自我”高度对立的概念。但“哪吒”的生母却绕过这个表面，洞察到了“哪吒”精神世界的某个内核。原来，“哪吒”在精神层面上其实高度依赖于“他人”（others-dependent），他的自我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他人”目光的塑造，对来自“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始终持有高度的需求。

然而，尽管二者都源于“他人”对自我行动的凝视，但“关注”毕竟不同于“认可”。正是出于对“他人”目光的极高需要，正是由于“他人”对自己的“魔怪”属性始终抱有戒备和敌意而无法给予“认同”，“哪吒”才下意识地选择了以捣乱和恶作剧行动来赢得“关注”。就“哪吒”的精神世界而言，来自“他人”的“关注”已经伪装成“认可”，以幻觉般的方式满足他对意见世界的精神依赖。这种伪装的实质，是用一种自我精神满足的假象抵抗来自“他人”的真实偏见。这种抵抗在本质上带有深刻的悲剧性质。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既在精神上不能离开对“他人”意见的高度依赖，又在事实上无法得到来自“他人”的真正善待。这是一种最早由卢梭所洞察、后来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发展为“主-奴意识辩证法”的精神奴役。［4］ 困溺在这种精神奴役中的“哪吒”实际上正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偏见的受害者。

这种精神奴役的要害，在于对“他人”的依赖和屈从。消除这种精神奴役的方式有很多。彻底的退隐和隔绝，是首选方案所在。［5］ 退隐和隔绝意味着对“他人”依赖的彻底消除。在退隐和隔绝的“孤独生活”中，“他人”并不在场，偏见无从破门而入，灵魂庄严而自在，不受侵袭。［6］ 如果“哪吒”能够走上一条靠沉思和苦修为特征的柏拉图式“修仙”道路，或者过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所描绘的“自足完备的生活”（self-sufficient and complete），那么，在“天雷”之劫后，某种安定稳当的未来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期待。但有趣的是，即使“李靖”宁肯代儿受死，也不曾设想过让“哪吒”今后过上这样一种离群索居的隐修生活。相反，无论是“李靖”夫妇还是“太乙真人”，都将回归社会、承担神奇王子的应然责任当作“哪吒”的唯一出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所崇尚的特有担当意识和统治精神。所以，“哪吒”从来没有被当作过沉思生活（contemplative life）的“哲人”来养育，他始终被期待能成为未来的神奇王子。《江山社稷图》绝不是“哲人”的学园，而是君主教育的预备学校。

但即便如此，作为未来的神奇王子，“哪吒”也仍然有机会在履行统治责任的同时，摆脱对他人的依赖和因此而受偏见侵袭的不幸，只要他能走上一条首先看透尘世中人心惟危的残酷本质、而后和光同尘混迹人间无可无不可的“庄子化”道路。［7］ 这条道路并不必然要求离群索居或退隐苦修，但却要求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始终保持不受意见世界左右、随物而化的精神自由。它并不内在地排斥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但强调把一个人自己不受意见世界的牵制和挂碍永远放在价值排序的第一位。因此，一旦身处“陈塘关”这样充满普遍敌意的环境中，也就会在事实上要求走这条道路的“哪吒”在未来的生活中学会明哲保身、不露心迹。

然而，整个《哪吒》故事最打动人心之处或许就在于，无论是“李靖”夫妇、“太乙真人”还是“哪吒”，都从没有设想过将这样一种“伪善”（hypocrisy）的生活方式当作与“陈塘关”世界的相处之道。某种不可思议的“真诚性”（sincerity）伴随着对统治责任积极而自觉的忍受，贯穿于“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的所有行动、言辞和选择。在这个意义上，“陈塘关”的政治秩序堪称高贵，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传统儒家所设想的那种“王道”政治。“哪吒”从没有挑战过这种基于“真诚性”的统治秩序。他接受这种“真诚性”，只是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他人”意见的善待。因此，当生母要求他以实际功绩（real merits）、而不是靠欺骗和谎言去真正赢得“都是肉长的”人心时，“哪吒”立即受到感化。坦率地说，生母建议的全部涵义，“哪吒”在自我感化的那一瞬间，或许并不完全明白。因为这条建议实际上预示着，为了不再受偏见的折磨，“哪吒”要去走一条注定艰难并且危机四伏的道路：那就是走向意见世界本身，去扭转其中的偏见，重建“他人”对自己的“认可”。

认同“灵珠”转世的虚构身份，是“哪吒”接受这条道路的唯一原因。无论是“李靖”夫妇、“太乙真人”还是“哪吒”，都将这条道路上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待。第一步，他们希望在《江山社稷图》这个“隔绝中的隔绝”世界里，完成对“哪吒”的技术养成，使他掌握必要的魔法和仙术。第二步，他们希望“哪吒”带着精确掌握的魔法和仙术走向“陈塘关”世界，去“斩妖除魔、造福苍生”，从而扭转偏见、赢得尊重。但是恰恰是这个“两阶段教育观”，在我们看来隐藏着重大错误。

《江山社稷图》里的“哪吒”不能不说没有勤学苦练“斩妖除魔、造福苍生”的本事。但是，《江山社稷图》的秘密在于，它的里面没有住着任何真正的“苍生”和“魔怪”。在这个“隔绝中的隔绝”世界中，一切魔法和仙术的习得和修炼，都依靠类似于大型情景沉浸式电子游戏（VR）般的操练来完成。然而，不幸在于，无论魔法和仙术对训练场景的刻画多么逼真，“陈塘关”的真实世界里“苍生”的悲惨和无助、“妖魔”的狡黠和残忍，都不曾真正展露在“哪吒”的面前。

所以，当“哪吒”在练习中施展杀气腾腾的魔法技艺以致殃及场景中的“无辜”时，作为成熟而老练的统治者的“李靖”看到了戾气、感到了不安，但“哪吒”却无动于衷、不以为意。究其原因，确实并非“哪吒”本性上存在什么缺陷，而恰恰就在于《江山社稷图》中教育和练习的隔绝性质本身排除了基于“真诚性”的统治所要求的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对“苍生”及其生活的真切的感同身受。事实上，尽管“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的目标是引导“哪吒”走向“陈塘关”的社会世界，靠实际功绩来重建大众意见、扭转集体偏见，但隔绝世界的教育和练习并不能为此而提供准备。相反，它只能提供有关魔法和仙术本身的技术训练，无法改变灵魂，无法培育“哪吒”对“苍生”的真情实感，无法将一种我们或许可以称为“高贵的同情心”的东西植入神奇王子苍茫而孤独的主体能动性之中。

在缺乏这样一种只有依靠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真实生活才能养成的灵魂状态和主体能动性的情况下，虚构的“灵珠”身份叠加《江山社稷图》中的隔绝训练，不仅不能如预期那样让“哪吒”成长为一个关心“他人”福祉、靠实际功绩赢得民心的神奇王子，反而让他的内在自我（ego）变得沾沾自喜、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从而更加孤立。这是《江山社稷图》所供给的与真实“他人”及其生活相脱嵌（disembeded）的那样一种教育所遭受的最大失败。

动画片中的《江山社稷图》

三

《江山社稷图》中教育的目标，是使“哪吒”能够过一种“英雄生活”。这种“英雄生活”的最大弊病，在于它恰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伦理唯我论（ethical solipsism）式的生活。这就是说，在这种“英雄生活”中，唯一伦理上有意义的问题，只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我”应当以什么样的伟大方式托举起只存在于假设和想象中的“他人”的重托。在这种“英雄生活”中，“他人”静默不语，像生活的观众一样，等待英雄从天而降。真实世界中充满激情和欲望、注定被对于人性而言或许难以消除的无知和偏见所困扰而毫不自知的“他人”，在伦理唯我论式“英雄生活”中，被压缩到只有一种欲望和激情：渴望英雄的拯救。现在，一个经过伦理唯我论式英雄主义训练的“哪吒”，要去当“陈塘关”的“救世主”了。我们就要看到，一旦面对真实“他人”及其生活，伦理唯我论式的英雄生活将是多么脆弱。

在敌情四伏的“陈塘关”，机会很快就有。“海夜叉”事件中，“哪吒”对孩童的救援，富有启发性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伦理唯我论式英雄究竟是怎么构想“斩妖除魔、造福苍生”事业的。在故事中，尽管“敖丙”首先救下了孩童，但“哪吒”不依不饶，硬是将孩童扔回给“海夜叉”，以便使整场救援最终能以“这是我的救援”的方式获得叙述。“哪吒”的行动鲁莽而缺乏理智，因此给救援事件增添了更大的曲折，差点使救援本身毁于一旦。救援最终获得成功后，尽管在“敖丙”、得救孩童之外现场并无观众，但欣喜不已的“哪吒”仍然戏剧化地演出了“替天行道是使命、斩妖除魔我最擅长”的唱词。原来，在一个伦理唯我论式英雄的面前，拯救本身变成了一种“景观”。世界被英雄想象为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出的只有他和他的行动。“他人”只是静默的观众。他们对英雄的需要、期待和认可，都在英雄自己的想象中获得完成。英雄“哪吒”又一次幻觉般地满足了自己对他人“认可”的精神需要。

然而这场幻觉持续得很短暂。远奔而来的“他人”像我们这个“后真相时代”的人一样，只看到了真相的局部，但却立即笃信它就是真相本身。他们看到海岸上只有“哪吒”和孩童，也听到孩童嘴里喃喃着“打打打…妖怪砰砰…”。“他人”并不知道刚刚跳出《江山社稷图》的“哪吒”在精神上已经笼罩着“英雄主义”光彩，他们仍然把他当作那个时不时以恶作剧扰乱“陈塘关”日常生活的顽童。于是，他们质疑“哪吒”就是要打的“妖怪”本尊。“哪吒”对此的反应极有意思，他没有给出言辞反驳，没有重述自己的救援故事，甚至都没有表现出与“他人”沟通交流的丝毫耐心或意愿。他充满委屈甚至愤怒，在遭到“他人”击打后，怒火中烧，实施报复。如果不是“太乙真人”及时赶到，“哪吒”接下来注定要伤及人命。

“英雄”为什么要报复他致力于拯救的“他人？”在这个危及时刻，那个视“替天行道”为“使命”、视“斩妖除魔”为“本分”的“哪吒”，究竟到哪里去了？一个试图要做英雄的“哪吒”，为什么在向英雄托付重任的“他人”面前，如此脆弱而极端？原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伦理唯我论式的“英雄生活”教育，并没有驯化出“哪吒”对他人的真情实感。“他人”只是英雄孤独自我意志世界里的一个悬浮概念，它既不具体，也不鲜活。对于“哪吒”来说，既然拯救就是一场自我良善意志的展示和表演，那么“他人”在这场展示和表演面前，也就只能安静观赏、鼓掌叫好。在“哪吒”的行动逻辑中，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本身被异化和曲想为一种景观。“他人”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个像“自我”一样积极而能动的主体，而只是被看作身居边缘、面目模糊、消极被动、有待拯救的“诸众”（multitude）。［8］

正因此，当“他人”表达出不同的意志和判断，颠覆了“哪吒”对救援事件的理解和定义时，“哪吒”不仅没有立即意识到原来“他人”不是“诸众”，反而对误解和委屈感到极端愤怒，也就不难理解。《江山社稷图》中的教育从没有教导未来的神奇王子如何与自己所要服务的真实的“他人”相处，它所灌注的那种伦理唯我论式英雄主义脆弱不堪，在与“他人”的第一次真实遭遇中，就迅速土崩瓦解。

但此刻“哪吒”的精神世界却也并没有立即垮塌。他只是陷入了深刻的困惑，感到“他人”难以捉摸并且不怀好意。“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本来有一个时间和机遇的窗口，去教导“哪吒”什么是真正的“他人”、他们对于每一个注定要与他们真诚相处的“自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但对普遍敌意的下意识默认，以及对这两个问题本身的缺乏思考，使得他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窗口。最终，摧毁“哪吒”的真正力量到来了。故事中，“申公豹”向“哪吒”吐露了他的身世秘密。获知这个秘密，不仅意味着获知了生父所刻画的那个“灵珠”转世身份的虚构性，而且也意味着获知了三年来所有敌意的根源：原来自己就是一个要被斩除的“魔怪”。所有的敌意在此刻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化”，而唯一无法合理化的因素恰恰就是自己的存在（existence of the self）。精神世界依靠他人“承认”而获得丰满的希望彻底破灭，存在的意义也就变得荒诞虚无。沉浸在绝望之中的“哪吒”选择了以最极端、最虚无的方式自暴自弃：在毁灭一切中毁灭自己。

另一个秘密的昭示迅速逆转了故事的结局。“太乙真人”的坐骑在森林中向“哪吒”展现了“李靖”求取“换名符”的幻象。在幻象中，“哪吒”看到，即便作为“魔丸”，他依然得到了的生父的人类之爱。正是这个幻象使“哪吒”意识到，他唯一的坚实可靠而无法摧毁的身份，就是“李靖之子”。在过去三年的日子里，他并不是作为由于他人恶意而被命运偶然抛掷在“陈塘关”世界的“魔怪”活过了莫名其妙的时间，并不是像一个毫无意义地挨过一世的牲口一样等待“天雷”的销毁，相反，他是“李靖”口中的“我儿”，是在血亲和师父的“牵挂”和“关注”中成长的“李靖之子”。尽管命运或许不公，但生活也并没有完全欺骗他。“李靖”所给予的这份感天动地、真实可靠的人类之爱，像一个精神和意义之锚，将作为“魔丸”的“哪吒”与“陈塘关”世界的某种要素嵌扣在一起。正是依靠这份基于血亲的爱，“哪吒”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地平”，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所在。此刻，他成了一个真正有着自己的身份并且得到了“认同”的主体，尽管给予“认同”的“他人”也许只包括父母和师父。于是，“哪吒”调转心意，决意接受作为“魔丸”转世而注定要受到的“天雷”之劫，接受这个因为“申公豹”的恶意而不公地落在他身上的“命运”（fate）。他要以拯救父母为目标，拯救整个“陈塘关”世界。

拯救活动的结局悲喜交加。可喜的是，“陈塘关”得以保全，“李靖”夫妇和民众幸免于难；可悲却在于，“哪吒”和最后时刻重新唤醒自己的忠诚与良善的“敖丙”，却丧失了承载各自灵魂的肉体，并在这个意义上“死了”。作品对“哪吒”的“献身”做了动情渲染，并以作为“他人”的民众向“哪吒”灵魂的致敬，作为整个故事的结束。表面上看，“哪吒”似乎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在“陈塘关”世界所给予的“认同”中，完满了自己对“他人”的精神需要。但恰恰在故事所给出的这个逻辑背后，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陈塘关”世界所给出的致敬，性质颇为可疑。“陈塘关”世界毕竟只是一个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所有敌情之所以具有意识意义，只是因为它们威胁到以世俗而可感的方式生活着的普通人类。现在，既然作为肉身的“哪吒”已经“死了”，那么当然也就意味着作为“陈塘关”日常生活世界一部分的“哪吒”，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复存在。“哪吒”肉身的消散也意味着某种对世俗而可感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威胁的消失，因为丧失肉身的“灵魂”本身并不带来这种威胁。正因此，“陈塘关”世界在最后一刻给予“哪吒”的敬意，究竟意味着来自“他人”的“敌我意识”彻底得到卸载，抑或只是被一种由“感激”和“释然”所叠加而成的全新情感态度所覆盖，这一点并不清楚。

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就整个故事中“哪吒”的行动和选择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对于“陈塘关”世界来说，最后一刻卸载普遍敌意的机制究竟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即使直到故事的最后，“哪吒”也都没有真正走入真实“他人”及其生活之中，去体会他们的正直与愚蠢、善良与荒诞、坚毅与无知。他的自我牺牲，只是对“李靖”之爱的回报。在这样的行动背景下，“陈塘关”世界获得拯救，只是一个附带效应，而并非行动的直接意图（direct intention）所在。从头至尾，故事中的“哪吒”都没有摆脱一个伦理唯我论英雄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尤其是深处普遍敌意环境中的一个人）究竟应当如何应对来自“他人”的偏见和无知，消解意见世界本身的风险和脆弱性，这个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不少观众来说同样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四

故事在片尾曲中吟唱出某种带有主题刻画性质的歌词：“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在期待后失望/在孤独中疗伤/拥抱已耗尽我所有的力量/今后我为自己绽放”。从头到尾，《哪吒》都将“自我决断”当作消解意见世界风险的唯一出路。尽管这个故事是神话性质的，“哪吒”也只是神话世界的主角，但反讽的是，我们在“哪吒”的行动信念和表现中，却看到了一个持有现代原子论自由主义信条的无神论者的身影。这个身影自我依靠、自我指望，倔强而毫不妥协。偶然命运或许会将他无情抛向大地与尘世，但他却拒绝接受任何偶然性的摆布。这个身影闪烁着某种每一个在尘世生活中挣扎的个体生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光彩，因而呼应了现代世界的某种气质精神（ethos）。正因此，这个故事打动了许多观众，也获得了真实意见世界（市场）的奖赏。

然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哪吒”的“自我决断”信念漏洞百出，肤浅空洞而蕴含危险。如果说我们能从对这个故事的沉思中得到某种富有启示意义的伦理知识，那么这项知识的确是关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的。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决意在由“他人”所构造的意见世界中成就一番功业，那么，伦理唯我论式的“自我决断”就必然只是一个有待驱逐的迷思（myth）。我们要驱逐这个迷思，走向真正的“他人”及其生活。尽管这注定意味着我们将饱受偏见和无知的折磨，意味着我们的主体能动性的构造有受到意见侵袭的风险和脆弱性，但我们却同时也要意识到，不仅我们的功业、而且坚实稳固的主体能动性的真正养成，都恰恰要依赖于我们同真实意见世界的遭遇。

好消息在于，在意见世界中，“他人”并不总是盲眼的“瞎子”。［9］

注释

1 “地平”（horizon）概念来自查尔斯·泰勒，指的是人们在其中发现生活的意义感和精神特性的那样一种生存框架。泰勒的解释，参见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6-19.

2 当然，有一小部分人则希望彻底消除“哪吒”这个“魔怪”因素。实际上，如果这些人的愿望要想具有实践意义，那么，他们的行动就不可避免地将指向“陈塘关”的既有统治秩序本身。因此，密谋除掉“哪吒”的小型组织聚会，如果没有被“哪吒”的恶作剧打断，一旦付诸行动，最终必然带有某种政治革命的色彩。

3 故事虽然从未表达过“李靖”夫妇究竟在“陈塘关”承担着什么样的统治义务，也没有刻画“陈塘关”所坐落的那个世界中“李靖”夫妇究竟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元始天尊”关于“李靖是天命之人”的预言，不免使我们认识到，“哪吒”在《江山社稷图》中的修炼过程，本质上也是“神奇王子”的养成。

4 在某种意义上，卢梭一生都在探索这种精神奴役关系的本质和根源，并且试图摆脱这种关系。关于卢梭对此的一般性论述，可参考卢梭的“一论”和“二论”：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卢梭本人受这种关系的困扰及其摆脱尝试，参见卢梭的《忏悔录》：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and Correspondence, ed. By Christopher Kelly, Roger D. Masters & Peter G. Stillman,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1995.关于黑格尔的观点，参见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p.111-118.

5 这也恰恰是卢梭最终所选择的道路。

6 如果走这条道路，那么“哪吒”就需要一套类似于柏拉图哲学的观念设置，将所遭遇的偏见宣称为某种类似于“可感世界”的东西，并同时宣称真正的美好且值得一过的生活恰恰在于对“可感世界”的超越。

7 关于这一点，参见：《庄子集释》，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版，特别是《人间世》篇。

8 此处的“诸众”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Pau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he MIT Press, 2004, pp.21-23.

9 “瞎子老头”是《哪吒》中一个极具隐喻意义的角色，我们从他的言辞和行动中，能够看到意见世界的盲目和充满偏见的特征。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