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六年整理编校，新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于最近出版。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共两卷，此次出版的为上卷，共三册，分别为夏夜梦（1904—1922）、什锦独白（1923—1926）、青灯小抄（1927—1945），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包括散文、旧诗、新诗，以及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译文所写的题记、附记、按语等未曾收入自编文集的作品。《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收入近年来新发现的周作人佚文，增补文章170余篇，计10万余字。

此次新增的文章包括周作人早年发表的《小说丛话》系列、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读武者小路君关于新村的著作》《新文学的意义》和讨论“恋爱难题”的几通公开信以及关于《游仙窟》的长文、1930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序》、1940年代的《〈枝巢四述〉序》《俄国大作家》。

周作人

对于周作人的集外人，作家止庵说：“周作人的文章好大家皆知，但他的好文章却不限于自己所编的几十种集子，也包括集外文。他的某方面的风格，甚至主要体现在集外文中”。就风格而言，与周作人散文、译文淡雅平和的风格不同，集外文中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等内容，展现了周作人犀利的观察与凌厉的文风。

在集外人中，常可以看到异于其正襟危坐所写文章的活泼，有时是对非常微末的事情所发的感慨，如刊于1924年《晨报副刊》署名“荆生”的《童话与伦常》中，周作人对猫猫狗狗是否能讲人话大发议论，他写道：“某教授生怕儿童读了童话便要猫化狗化，因为童话里多有猫狗说话。其实这是杞忧。猫狗讲话，乃是猫狗的人化，怎能反使别人猫化狗化：理由一。听猫狗讲话之无害正如聆某教授的高论之未必有益，因为人非猫狗，即使听了他们的话，苟非同气，不会被其同化：理由二。”

有时则是对于彼时的体制给出建议，如《小学假期究应如何办法乎》中，周作人认为给学生放假很重要，他写：“惟查社会习惯，年终岁首，以及气候炎烈之际，学校虽不放假，学生亦必寥寥，且校长教员，半年辛勤，至此亦当休息，责以照常上课，未免太不鉴原。然部令颁布，未便故违，兼之小学放假，弊病甚多，如家庭之不欲子弟辍学者，在校中放假时，则令子弟就学私塾，迨假后开课，学生因而减少，岂仅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原案中所指各节而已哉？”

在《讨论“恋爱难题”的第二封信》中，更有许多大胆的观点，周作人写：“我的意见以为，恋爱总是以肉为根柢的。看不起肉，——以肉体和肉体的作用关系为污秽的禁欲思想，是恋爱的敌人，虽然以肉欲为一切之纵欲思想也是同样的有害。因了外面的阻碍，顾虑自己和爱人的运命，停止恋爱的完全，过着高尚而不幸的生活的人，当然也可佩服，但这种办法总是权而不是经。我相信相爱的男女间的性交是恋爱的完成的表示，决没有什么可厌恶的地方。倘若有人对于肉的关系会感幻灭的悲哀，那么这个病根不在别处，只在他（或伊）的性教育的缺乏。”周作人还在文中开出如凯本德《爱的成年》、密该耳思《性的伦理》、斯妥布思《结婚的爱》等关于性方面的书单。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书封

在集外人中，偶尔也有对大的问题发议论的文字，如《新文学的意义》一篇中，周作人就指出新文学“第一就把这个权威（以文为载道或佐治的工具）打破，认定我们的目的是在自己表现，除了国语力以及个人才力的牵制以外，更不受别的形式的束缚。”

“我们提倡新文学的意思，可以分作两层：其一是艺术的，希望引起一点对于文学的兴趣，逐渐养成鉴赏与创作。文学是著者个人的自己表现，同时也就是国民的最高精神的表现；我们因了文学能够了解别国国民性的精华，我们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心表示给世界看。文章固未必能救国，但是没有这个占着文化上极大位置的文艺的国民也就难有别种成就的希望。其二是教育的，这是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不必人人是文学家，而各能表现自己与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畅通的运用国语，在精神上能处处以真情和别人交涉。这文学及于道德的影响或者说的似乎太理想了，但也未必全无证据；大家知道文学的起源与宗教很有关系，我相信即在现今这二者的趋向仍有相同之点，虽然表面上已经没有关系了。”周作人也在文中提出。

在新增入的集外人中，也有能够解决周作人研究的悬案的文章，如《方外唱和诗钞》。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与周作人的唱和诗为学界关注，曾被多次引用，但唱和诗的最初出处一直未明，成为周作人研究上的一个悬案。而此篇则对此做出了解答。此文刊于1938年9月30日北平《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署名臧晖居士、知堂，这应该才是胡周唱和诗的最初出处，从而填补了迄今各种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缺漏。

学者陈子善谈到，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有集外作品，而集外作品对于研究和评估该作家的文学历程和文学成就往往至关重要，甚至可能改变对该作家的既有的文学史定位。因此，对集外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现代作家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内页

何谓 “集外文”，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理解。《鲁迅全集》之《集外集拾遗》和《集外文拾遗补编》采取的是比较包容的做法，凡鲁迅留下的文字，哪怕是一段告白，一个按语，一则更正，均予收录。

新编《周作人集外文》也参照这样的标准编选，历年新发现的周作人集外评论、随笔、序跋、诗歌；周作人1945年前公开发表的书信、日记，至于题跋、附记之类等已发表的均收入，未曾公开发表的，只要留存手迹或有可靠出处也收入其中。

周作人行文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喜欢对自己和他人作品酌加“前言”和“附记”，这类文字那怕只有一句两句，片言只语，也有可能透露他的见解或心绪，有些甚至是很可珍贵的，因此，此次重编特别注意辑录。

对于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工作从改革开放后对周作人作品的解禁就开始了，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几乎与重印周作人自编文集同步。1987年1月，郑子瑜保存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书稿经陈子善增补后由岳麓书社出版，书中“外编”部分就收入了不少周作人的集外旧体诗。紧接着，就有大规模的编订周作人集外文计划开始实施。

1988年1月，陈子善编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由岳麓书社推出，收入周作人1949年11月至1952年3月在上海《亦报》和《大报》上发表的专栏随笔共756篇。同年8月，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也由岳麓书社出版，收入周作人1949年至1965年所作（《亦报》《大报》所载除外）各类文字186篇，附录4篇。两种集外文集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这样，周作人1949年以后直至去世的集外文就有了初步的结集。

1995年，陈子善、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海南版《周作人集外文》与岳麓版《知堂集外文》两种形成上下衔接的系列。

进入新世纪之后，互联网和各种数据库的无远弗届，海内外中国作家各类手稿拍卖的日益频繁，以及海内外周作人研究者、爱好者更为用心的发掘，为新的周作人集外文的不断出现提供了新的平台。随着止庵编订的《周作人自编集》和《周作人译文全集》的相继问世，周作人作品新一轮更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逐渐开始，对其集外文的搜集工作也纳入其中。

此次的《周作人集外文》重编工作，由学者止庵提议，陈子善与赵国忠负责。按照新的编集构想，重编的《周作人集外文》分为上下两卷，以1945年为界，即上卷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下卷收入1946年至1965年的集外文，一律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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